张维为：从修宪看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

点击：  作者：张维为    来源：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18-03-20 09:17:31

  

三月伊始，中国又进入了两会季，引来全世界的瞩目。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两会不仅成为中国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广泛共识的最高殿堂，也成为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今年的两会又因修宪等重要事项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这次修宪的特殊意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议。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故意就涉及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席任职的内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误判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实，中国崛起及其制度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读也好，误读也好，反读也好，都不可能改变这种逻辑。

 

今年人大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中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对于这个修订，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整个国家刚刚经历过文革混乱，国门也才打开不久。许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我们的差距，于是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所以当时不少人认为新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就会葬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以他坚持宪法中必须明确写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代表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 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不少国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还是缺乏制度自信，不愿提党的领导。社会上对党不信任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当人们指出谩骂共产党属于违宪，谩骂者却振振有词地说：党的领导只载于宪法序言，并没有出现在宪法正文中，宪法序言属于政治宣示，不具“可诉性”，所以谈不上违宪。换言之，他们认为序言与正文中的内容不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认为宪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视了中国宪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但这种误读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宪法修正中明确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第一条，从而彻底杜绝这种误读。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这一事实，也展现了我们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基础上所确立的制度自信。

 

过去三十来年，我们目睹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及其对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目睹了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带来的社会分裂、政治动荡和经济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一些过去还算和平，甚至较为繁荣的国度随着西方势力的卷入而瞬间陷入战乱杀戮，变得满目疮痍。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自身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势看来已无法逆转。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大步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种鲜明的对照使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得以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动荡的世界上脱颖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复兴。今天我们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对于巩固制度自信，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遵循中国自己政治传统的“整体利益党”，代表整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四分五裂，战乱不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还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从21世纪的国际竞争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一直更看好中国模式。

 

关于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调整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它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崛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的总书记也好，军委主席也好，均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这次在宪法修订中对相关内容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可谓名正言顺。

 

但这不是领导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领导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一般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西方历史上情况更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为摆脱严重经济危机而推动“新政”的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两任，随后又带领美国应对二战再蝉联两任，至今被多数美国人推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德国二战后恢复重建时，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1949－1963），被公认为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领袖人物，甚至被推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理。西方这些领袖人物长时段的任职有以下三个特点，即关键时刻、优秀领袖、合法合规，具体地说就是发生在国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具有使命担当而且政绩被百姓广泛认可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符合本国的法律规定。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工作人员正在发票。中国网 杨佳摄影

 

无疑，中国今天正处在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刻。中国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内外各种新旧矛盾和挑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担当、魄力和才干，以自己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极为突出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国的制度安排，包括宪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仅使好人能脱颖而出，而且使他们能够做好事，做大事，这实在是国之幸运。

 

此外，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就是近100个欧洲普通国家人口之和的规模（也可比较阿登纳时期的西德，人口为3500万到3600万，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人口为1.3亿到1.4亿），其迅速崛起产生的规模效应震撼了世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对中国领导人的能力、素质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从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笔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两者的有机结合远远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谓“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基于年龄和健康的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所谓“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选出卓越的领导人，也要让其多做好事和大事。

 

在“上上策”与“下下策”的有机结合方面，中国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包括领导人有序选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从而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这本身也证明美国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无法选出优秀领导人，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差劲的领导人做坏事。

 

二、中西方制度比较

 

在中国两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取得内部共识的情况下就推出关于进口钢铝强行征税的措施，并威胁要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当然，美国也不可能赢得这样的贸易战，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必将受到严重伤害。

 

这背后也反映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特朗普征钢铝税，一般估计直接受益的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坚持征这个税呢？

 

这正好反映了美国和不少西方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说，这哪里还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此外，美国政坛乱象不断，这个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内阁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出来了，引来国际舆论的哗然，随后又有内阁重要成员的辞职。这种没有内部共识就推出重大决策的做法，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推出一个政策，如五年计划及每年的计划，前后都要进行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最终形成共识。中国两会本身就是讨论国之大事并形成共识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国通过协商民主就各种重大问题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的最佳窗口。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引发中外媒体关注。中国网 杨佳摄影

 

但特朗普匆匆推出这样一个不具备内部共识的政策，而且美国的制度安排也无法阻止这种三流决策的出台。这让那些把美国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者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呀！这种决策水平只会给美国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最终加速美国的走衰。

 

如果说西方政治制度过去在遇到严重危机的某些特定时刻，还能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家来治国理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于产生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谓“僵化”主要表现在民主被等同于“形式民主”（即仅关注“政体”和“程序正确”的民主），与“实质民主”（即“政道”，关注政治所要服务的崇高目的）无关。

 

制度“僵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体”及相关的“程序正确”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结果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难以启动。比如美国的许多改革需要修宪，但就修宪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现有美国政治生态中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所谓“退化”则主要表现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缺乏“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说会道者多，能干者少。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操纵民粹主义的政客也更容易获得选票，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质一路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从“政道”出发，不断地探索“政体”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政道”的要求，包括修宪和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从“政道”出发，不断探索合适的“政体”，既保持了制度连贯性又使其与时俱进，这才是人间正道。

 

西方一些人过去还敢说：只要制度好，选出一个傻瓜当政也没有关系。今天敢讲这样话的人不多了。敢这样说话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数人看作是傻瓜了。毕竟美国小布什总统执政无方八年，美国的国力就直线下降。毕竟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执政无方，这两个国家就走向了破产。在日益竞争的21世界，在中国迅速崛起（包括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国家领导人素质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

 

三、政府工作报告的“加法”、“减法”、“乘法”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阐述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时，对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点建议。这个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经验的总结相当到位。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成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这意味着中国比美国、日本、欧洲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还要多。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讲白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印钞票，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在这种危机面前，中国是为数不多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国家。我们过去五年的这种坚持，使我们今天尝到了甜头。

 

西方越来越多的人今天也开始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超级大国，我们在新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引领全球。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而是忙于印钞票，稀释危机，嫁祸于人，结果股票上去了，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中国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等理念，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人民大会堂里庄严的国徽。中国网 郑亮摄影

 

政府工作报告把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定为6.5%。这是比较谨慎的。有人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我们的指标可以定得比去年更高一些。但政府工作报告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评估是实事求是的：“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实际上，西方经济所谓的复苏，主要还是资产的复苏、股票的复苏，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所以这种复苏是相当脆弱的，水分比较大。

 

正因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谨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会出现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今年经济增长的整体目标定在6.5%，在实际发展中可能会超过。就像2017年我们定的增长也是6.5%，而最后的实际增长是6.9%。

 

从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内容来看，涉及的面非常广，内容非常丰富，但其主要思路非常清晰，大致可以概括为“加法，减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们特别注重的壮大经济的新功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包括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减法”。首先是去杠杆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之后，产生了不少衍生产品的风险。现在中央三年内的三大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避免金融风险。还有就是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乘法”。这是中国模式的神来之笔。我们强调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产生乘数效应的方法。我们从“新四大发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都错过了。第三次是通讯革命，我们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不仅赶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时我们也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该补上的东西也补上了，现在我们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该说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开始引领了，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猛。我们的移动支付已是美国的60倍。

 

微信、支付宝、高铁革命、共享经济，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其重要原因是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路，也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看作是我们发展的目的所在。“新四大发明”本质上都是民生导向的发明和应用，所以在中国发展和运用的势头才会如此之迅猛，人民的获得感才会如此之厚实。

 

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此时此刻，中国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不久前感叹道，“习近平拥抱未来，拥抱2050年，而特朗普拥抱的是1950年”。中国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对此深感自豪，这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