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对中国崛起给予了神助攻”的文章。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截图。

　　该文的作者是《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和评论员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他还曾经担任过美国克林顿政府最后一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演讲稿撰写人。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先生。

　　爱德华在该文中认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西方一直在扮演着神助攻的角色。他表示，西方已经给中国送出了三份“大礼包”。分别是：

　　“第一份大礼包”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文章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所说的话称，伊拉克战争使得西方内部出现“旧”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分裂。“这场战争还造成美国及其盟友直接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机会成本更高。”使“西方挥霍了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二份大礼包”是2008年金融危机。文章认为这场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但中国经济却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就在西方削减发展贷款时，中国填补了这个缺口。”

 

　　“第三份大礼包”是西方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文章列举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意大利局势的变化等事件，认为西方的民粹主义反弹显示出“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人们对西方制度的信任一直在下降。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为我们服务。”出现了“中国国家主席在全球的支持率高于美国总统，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同时，该文还称，特朗普可能是第四份“大礼包”。“特朗普是西方送给中国的最大礼物吗？这取决于他走到哪一步。就目前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不可否认，爱德华的这篇文章在不少事件的描述上都是事实，而且某些分析也算是客观的。然而，就此得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给予了神助攻”的结论显示出太过于自以为是，对于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的分析更像是瞎人摸象。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中国，无论是西方的学者、专家还是政客，很少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观点，往往是虚实交错，甚至观念混淆。就拿该文来说，所谓西方送给中国的“大礼包”，其中所列举的事件都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否认定是送给中国的“大礼包”却并不见得。

　　1、伊拉克战争的本质是西方扩张其价值观和掠夺资源的图谋，而非送给中国的“大礼包”。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西方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普世价值”势力的扩张，结果苏联解体了，东欧变色了，阿拉伯世界动乱了。萨达姆作为最坚定的反西方强硬人物，成为了西方最重点打击、必须除掉的对象，同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早已让西方垂涎欲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伊拉克战争对于西方来说都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在美国编造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战后证实此确属谎言）的蛊惑下，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西方发动对伊拉克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从此导致了整个中东战火的点燃，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熄灭。而伊拉克，乃至中东至今也没有展现出西方宣誓的“民主社会的繁荣”景象，反而是恐怖袭击、死亡、杀戮、平穷、家园被毁、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等景象不断上演。

　　西方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中国经历了西方操纵的80年代末的动乱，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陷于灾难，国家经济从稳定、调整到开始进入大发展。此时的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制裁、遏制转变为“中国富裕阶层出现后民主社会就会出现”的和平演变期待。

　　因此，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实”，同样“西方挥霍了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实”，但那是西方自己办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所谓的给中国的“大礼包”是“虚”，只是之前西方并未料到中国富裕阶层出现后，他们期待的和平演变并未出现。

　　2、2008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送给中国的“大礼包”。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引发这场危机的美国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导致金融系统被破坏最终引发西方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

　　中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旨在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体制强大的调节功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是“实”，由此引发的西方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实”，并非西方要送给中的“大礼包”，显然是“虚”。而中国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机中继续高速发展正是中国体制的优势，这点倒是西方应该认真思考。

　　3、西方兴起的民粹主义其本质是为了自己，而非送给中国的“大礼包”。

　　西方兴起的民粹主义反弹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衰退显现，二是对其制度的怀疑。无论是英国的脱欧、德国政坛的困局，还是特朗普的当选都可以看到这些痕迹。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引发的欧洲不少国家的跟进又带来各种不同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纯粹利己思潮，甚至不惜破坏有关国际持续。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提倡的是人类民运共同体，格局之大，恐怕以西方的视角难以正确认识。

　　因此，“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人们对西方制度的信任一直在下降。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为我们服务”是“实”，而且如果西方继续损人利己，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结果也只会落得损人害己。因此，出现“中国国家主席在全球的支持率高于美国总统”现象是很自然的。

　　至于说到特朗普可能会是送给中国的第四份“大礼包”，在当下美国挑起的美中贸易战已经拉开架势的情况下，恐怕没有人相信。

　　笔者上述的分析并非完全否定爱德华的这篇文章和观点，相反文章中的某些观点还是有不少积极正面的，是值得肯定的。之所以要用这么多的笔墨来讨论，是想将一些模糊的认识讲得更清晰一些，应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

　　中国的崛起当然离不开全球大环境，更必须把握好瞬间变化的机遇，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但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绝不是靠西方的“神助攻”，西方也从来没有真正希望中国超越美国。只要相关条件出现，遏制，甚至制裁中国，阻止中国的发展才是西方时刻想做或正在做的。这点才是西方的真相。

　　那么，中国崛起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聊一聊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却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或许会带来一些启发。

　　3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该文的作者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任职过和在多个国家政府部担任顾问、在世界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的经济学家黄玉川。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截图。

　　在这篇文章中，黄玉川教授就西方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变得非常扭曲，因此必然会崩溃”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专业的驳斥。对西方指出的一些“中国弱点”进行了专业的剖析，告诉人们哪些是容易被人们误解的观点。如关于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问题、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等。在经过认真阐述之后，他告诉人们：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增长与其说是风险即将来临的证据，毋宁说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中国债务水平的上涨是金融深化、而不是肆意挥霍的标志。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体。近40年来，它的平均增长近10%，创造了历史纪录；它是第一个成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凭什么认为它不能一直超出人们的预期？

　　黄玉川教授。

　　黄玉川教授的专业论述，让我们对中国崛起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其实，在前面分析爱德华“神助攻”的观点中，笔者已经讲到了中国崛起的原因。总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所致。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中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常常被西方批为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是专制。可是中国一系列的惠民举措，特别是在基本建设方面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高速实现的。比如高铁。中国的高铁从2005年开始建设到如今成为全球瞩目，令世界羡慕，仅仅用了12年多一点的时间。

　　而在美国，最早从上个世纪的5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直到上届的奥巴马，都曾宣誓要实现“高铁梦”，可到如今仍然是一个“梦”。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巴马，2009年4月16日，他就任总统不久发表演说时，信誓旦旦再次提出要建设横贯美国的高铁干线。2011年又在其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明确：“在未来25年里，我们的目标是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并将这个计划看成是“事关能否赢得未来”。之后政府提交了建设高铁的预算。然而，总统的预算到了国会，因为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阻挡，这项计划泡汤了，直到今天，高铁依然是美国人的“梦”。

　　美国高铁梦的破灭成为了“国际笑话”，美国人民也只能对此表现出无可奈何。然而，一些跪舔美国的中国人却帮助找理由，说什么“美国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合高铁”等等，似乎他们比美国总统和美国人还要了解美国。这是一个非常丑陋的现象，只要中国某一方面比美国好，总有那么一些人替美国找理由。但从来就不会从两国体制上找原因。

　　如今中国的基本建设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国的体制所致。美国的体制表面上“民主”，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两党和财团利益。而中国则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国家、人民的利益永远是首位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当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决定之后，高度统一的意志不容有懈怠，更不能擅自各行其是。有力的领导体制决定了国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强大作用，减少了一些无聊的纷争和出尔反尔的现象。

　　台湾社会以美国为典范，标榜自己是亚洲“民主”的灯塔，可是在马英九时期强烈反对核能甚至号称“用爱发电”的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在民进党上台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要重启核电，造成严重的社会纷争和混乱，极大的增加了社会成本。

　　这种不顾事实，昨非今是，出尔反尔，不管人民死活的现象在大陆的政体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从经济学中的市场和计划，以及国家发展的四要素人口、技术、资源和土地来看，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可能会遇到需要调整的时候，出现问题和失误也必须及时纠正。中国的政体具备了这样调整和纠错的能力。

　　如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前景要靠富有活力的科技行业，他53次提到“创新”一词。对此，相关行业和企业家嗅到了机遇，如腾讯的马化腾、京东的刘强东等都认为这是政府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有助于企业的升级上台阶，纷纷表示会积极参与政府的发展计划。

　　在过往中国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人们也会看到政府对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产业进行调整，如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行业）、造纸行业等。中国政府的这些调整或者纠错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让中国经济更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国家的利益。

　　这些在美国或者西方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对某个行业的发展进行干预，因为西方制度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市场调节是西方的唯一手段。而西方国家议会涉及行业的某项措施也只是财团利益交易的结果。

　　中国5000年的文明造就了中国人民朴实勤劳的优良传统。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过程中，多会表现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素质。人们观念上首先想到的是“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脚踏实地苦干才可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而且，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刻，这种朴实勤劳的精神更表现得突出。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中国各个时期可歌可敬的人民英雄。

　　在西方，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得到自己更多的利益。至于其它的若不是偶发很难出现主动“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来。

　　上述四点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即使没有西方所谓的“神助攻”，中国也一样会崛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真存在西方的“神助攻”，西方倒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他们的“神助攻”因何而发生？真实的目的何在？该接受哪些教训？

　　不过，笔者还是比较认同爱德华在文中最后的一段话：“美国......不再信任本国的民主体制。就目前而言，美国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因为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