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一个叫张维迎的教授发表了一通演讲，我估计很多中国人看了之后，可能肺会气炸。如若不信，你鼓起勇气看一看下面这个视频，试一试。

看完了吧。我相信，只要还有一丁丁一点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受不了张教授这一通看似旁征博引、实则牛头不对马嘴的演讲。很多人的痛苦还在于，自己没有学识和能力批驳张教授的胡说乱道。有能力反驳他的人，因为自己工作学习生活很忙，无暇顾及。

特别是，张教授这样的信口开河、信马由缰式的演讲，不需要刻意准备，不需要精心论证，不需要科学证实，几乎是张口就来毫不费事。可是要批驳他，就不能这么简单和随便，要一一说理，就很费神。

打个比方，张相当是推墙的，反驳的人呢，相当于在砌墙。这两者之间的劳动，就不是差一个等量级了。奇怪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这样的唱衰我华，暗讽我党的演讲，既不设防，也不反驳，倒是老吴和很多比较正能量的文章，往往把关极严，动不动就给删除了，变成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惊叹号。

真正应该惊叹的，是张教授的离奇演讲，无奈此视频却是一直保留，声音和画质极佳，令神州多少身体不好，心脏不好，血压较高，年龄较大的爱国者，一个接一个气得捂着胸口，差点要去住院。

说到住院，我想起，还是这个张维迎教授，也曾经扮演过歪嘴和尚（我们说一个品质低下的人像畜生，其实是对畜生的一种侮辱；说张教授是歪嘴和尚，我也要向和尚道歉）。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当年有一位年轻人，被民营医院欺骗，冤枉花钱不治而亡。当时全国舆论一片谴责反思之声，都认为民营医院虚假医疗，故意骗钱，普遍违规，应当严加管理，特别是要限制私人资本涌进医疗领域。

对此，张教授用他的大嘴，语出惊人地说，民营医院的乱象，不是民营医院多了，而是太少了，他认为如果大办民营医院，充分竞争，医疗服务就会自然而然变得物美价廉。他完全不顾目前众多民营医院病员不足，过度与虚假营销泛滥，监管部门与之上演老鼠捉猫的游戏，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

张维迎张口闭口美国如何，是的，美国是医疗完全市场化的，民营医院没有中国这么乱和烂。但是，美国医疗的昂贵是举世皆知的。中国人的规则意识、监管机构的科学与透明程度、资本家的道德水平，都比美国差，一贯仰西方文化鼻息的张大教授居然好像完全不知。

这个张维迎先生，犯了一个大忌，就是喜欢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统计学、自然学等领域不懂装懂。他是一个学西方经济学的人，却在这些基本无知的领域大放厥词。就像一个现代政治学的程咬金，手里拿着三板斧，一斧头叫自由化、二斧头叫市场化、三斧头叫私有化。

离开了这三板斧之后，张教授就显得很茫然了。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把祖国最优秀的孩子，最美丽的花朵，交给了这样的歪嘴和尚和大嘴教授，令人心疼，疼彻心扉。指望他们教出一代国家民族的中坚和砥柱，玄，比缘木求鱼还玄。

我亲爱的北大，你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尽出这样的奇葩？北大在我心中是十二分神圣的地方，它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共产党的摇篮地，可是现在怎么变成了思想侏儒和思想小丑的扎堆地呢？

我遇到过一位北大教授，到处拿着与多位明星的照片炫耀；还有一位北大教授，声称三农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城镇化之后，农民在户口本上已经统称居民了。没有农民何来三农问题？听到这样的高论，我差一点从沙发上掉了下来。

真是高人啊，还有一位北大教授，证明了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甚至不如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而国家的整体状况，不如饿殍遍野的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还有一位北大教授，研究不同文明比较四十年，得出结论。文明不能融合只能拼合。

该教授振振有词地说，比如可口可乐与馄钝，混在一起吃不行，但可以摆在餐座上，任人选择。可是他不能回答，一个先吃馄钝后，再喝可乐的人，这两样东西到了胃里，是不是融合了。

你看看我们顶尖级的教授，就这水平，就如此短视，就如此愚蠢，研究了四十年，居然不知道人类的不同文明，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分化，再融合，再分化的一个不间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还有一位北大教授，是左派的领袖，演讲起来慷概激昂，气壮山河，悲天悯地，可是他动不动就骂人。骂人就骂人吧，也许是出于无产阶级的极大义愤，可以理解。但网上又传出该教授在国外旅游，笑容猥亵地手抚女人雕像的乳房的照片。作为一个舆论领袖，这么做实在有失身份。

北大的学生，有人加入日本籍，并为日本政府如何占有钓鱼岛出谋划策，声称曾经是一个中国人是他最大的悲哀，连日本人都受不了他的精神狐臭；据说还有一位天才女生，帮助美国人破译了北斗系统的相关技术，造成国家的巨大损失。

北大确实有一小部分师生，堕落了自己，辱没了校风。思想自由，变成了信口雌黄；兼收并包，变成了鸡兔同笼。我是一个草根，每天还要为生计奔波，但我觉得应该拍案而起。

我是在路上、旅馆里构思着这一篇文章，希望迎头痛斥一下张某维迎先生的这个演讲。我个人，请大家帮我转一转此文，争取让这位先生可以看到我的批评，希望这位三板斧先生知耻而害羞。

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为之叫好，特别是对现实不满的人会感到很解气。因为张教授的演讲，表达了对共产党与中国的不满。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串糖葫芦似的观点：没有灵魂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创新。

一本正经，满脸庄严的张教授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500年（包括新中国这些年在内）重大创新等于零，对人类发展的贡献等于零。原因就在于不自由。他认为民国时期，改革开放到89年，有一点自由，其他历史段落没有自由。

他引用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庞大，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创新力，没有贡献，只知道索取人家的成果，还嘲笑人家的可笑民族。他最后总结说，不追求自由，就不是北大人。好像北大人可以有卖国，叛国，胡诌的自由，而无需追求理性、无需追求真相、无需追求真理。

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我的学校和我本人的名头当然不如北大与张某显赫，但是，我还是要按照我的母校的校训“求实创新，立德树人”，追求一下北大人不太喜欢的实事求是和为师之德，免得张维迎们更猖狂地继续误人子弟。

我认为，尽管我对张先生颇有讥评，但张先生维迎勤于思考国政，敢于发表大逆不道的观点，这种犯险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惜的是，他的立论、推理、结论都是错的。在这个演讲中，他犯了一系列常识性的错误。各位看官，且容我一一道来。

第一、思想和言论自由，并不是科学发明的直接原因。张维迎可能没有注意到，他所夸耀的西方自由历史并不太长，不过两三百年。而西方科学的历史则久远得多。在漫长的科学发明道路上，西方的发明者处在毫无政治、宗教、哲学思想自由的时代，比明代以后的中国，更不要说跟今天的中国比。

例如布鲁诺就因为支持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决用火烧死；达尔文的猴子变人说，遭到长时间的嘲笑、挖苦、攻击，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十分狂怒。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伽利略因为自己的科学著作被判终生监禁，死后八百年教廷才给他平反。

你们看，思想的极度不自由，并没有阻止一些伟大的，划时代的发明横空出世。张教授并不懂，政治思想自由和个人思想自由有很大区别，他对科学发展历史十分无知。他将政治思想自由与科技发明踊跃简单划等号，是十分愚蠢的。

张教授比较赞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两个他所谓比较思想自由的时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张教授认为的对人类进步有重大影响的发明，有异常增多迹象。当然了，张教授无须对此再作深究，因为他图的是嘴快活，是扮演自由思想的大拿，至于是否胡说八道，就顾不得许多了。

第二、科学发明，不是衡量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唯一标准。张教授不懂，其实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各种文明，他崇尚的西方文明，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甚至大洋洲和非洲的一些土著文明等等，在人类进化等级上，在万年的尺度上，属于同等级的文明，并没有文明意义上的高下之分。

不同的文明各有其长，有类别和特性的不同。西方文明由于希腊文明求真哲学的滋养，在科学上更具有系统思维传统，由此培养了众多科学的巨匠，催生了众多发明。但中华文明更注重伦理人文的传统，使其在伦理、诗词、绘画、书法、戏曲、围棋、技艺、手工、建筑、农事、历法、中医、武术方面有独特创造。

张教授可能并不一定知晓，在他看来应该属于思想不自由的和落后的伊斯兰文明，在8-13世纪之间的500年，伊斯兰世界科学家、工程师辈出，在农业、经济、工业、法律、航海、哲学、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处于鼎盛时期，直接及间接地影响到各个大陆上的社会。

上述的说明告诉我们，观察一个文明的兴衰起伏，往往要在千年的尺度来考察。在历史的漫长河流中，不同的文明是此起彼伏的，它们会互相学习，互相交融。我们不能简单以西方人圈定的那些发明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文明或者民族的优劣。首先这不科学，其次这有偏见。

尽管科学在过去这两个世纪证明了它的威力，但是也不能就以科学发明的多寡论文明优劣。这就好像在一所学校，我们衡量一个学生的优劣，不能用一两门主课的成绩作为评价依据。西方近几百年的科学成绩是不错，但西方对异族的杀戮、掠夺、盗窃、霸权，说明他们的文明在道德、仁爱等方面，不如中华文明。

第三、科学发明的多寡，当然也不是人数的简单比较。张教授引用西人的某个公式（这只是一个人的假说，一个数据统计的模型，不是一般规律）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其发明和它的人口数不是正比例关系，而是一又五分之四的幂指数关系。

即便如此，他照搬这个公式的时候，也忽略了同样文明、同等科技等前提因素，直接就说中国与美日总人口比，换算出发明比，惊叹中国落后，实在是够皮不通（此处为了文明，故意写了两个错别字，恳请读者别帮我纠正）。

第四、早期科学发明的意义，在于文化与心理的价值。张教授不愿说中华民族一句好话，为了证明明代到今天发明为零，是制度问题，他不得不举证中华民族明代以前重要发明占人类发明的17%。但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贡献不大，转眼又说，这些古代发明意义不大，因为都是孤立出现的，对世界各地的发展并无实际推动意义。

张教授的无知，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无知。他认为，一项发明如果没有迅速市场化、应用化，就不算贡献大。他完全不懂人类要登顶珠峰，要竞多各项文体比赛冠军的精神意义。人类早期包括中国的那些发明，它们的贡献，还包括文明进步的、历史文化的、民族心理的巨大意义，这一点，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祖冲之的发明圆周率，比如中国人的发明勾股定理，其实外国人也都孤立地重新发现了，但是谁更早，就更能衡量一个文明当时的发展程度。所以勾股定理外国人坚持叫毕达哥拉斯定理，你看，外国人也很在乎这些早期发明的民族自尊的心理价值。

在石器时代，从砍砸器到研磨器，一个动作的创新，可能需要几十万年。但我们说，它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算盘变成电脑的意义。我相信，张维迎理解不了这样的微小进步在人类文明中不可估量的意义。所以当张维迎撇着嘴认为老祖宗的发明量较高但无大用时，我也撇了撇嘴，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他是个白痴。

吴鹏飞/文（《独家讲坛》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