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湖南是真的冷，那种湿冷的感觉远不是北方的人们所能体会的。取暖靠电，可恨的是这附近的变压器，每天一定要坏一次的。也许是年纪大了，一冷就不想动，就这么呆呆的坐着看别人聊天。

极寒的日子是不舒服的，还好有朋友传了本书给我看，闲暇之余倒也是开开眼界，增长知识。这本书就是杨松林先生写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以我的记忆来说，在中国有一个数字一直是在变化的。从最初的600万人，慢慢的涨到1000万， 然后3000万，4000万，6000万。而最为惊悚的数字是7600万。崔永元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来还靠不住，那就是人祸!”作口述历史的搞起了统计，我也是醉了。嗯，几千万，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信的都信了，那就得开始作结论了。人祸，是个完美的锅。费心的把这个数字涨到7600万，其中经历了多少的涨停板，应当是没有人去注意的。反正这个锅是要往共党的头上砸的嘛，锅越大才越有力啊。

杨松林先生说这是一种猜大数的运动，不仅仅中国有，在世界也不少见。

苏联二十大开始的重评苏联历史，其二战前的大清洗，那数字也如同中国的自然灾害时期的饿死人数一样，不断地蹭蹭地往上窜。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在中央，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一些有关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开，因为“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诸于众。”面对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无人站出来响应，戈尔巴乔夫将《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的主编相继换成自由派知识分子，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在苏联开动起来。

前苏联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安.沃尔戈科洛夫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的证明，350万到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1991年，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全主席克留其科夫说：“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

戈氏当政时期的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说到：“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受害者人数超过1000万……”后来他又对记者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

美国前部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可以绝对有把握的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当然了还有民间一些流传，数字最高达到了1.2亿，就不足说了。

看看上面的案例，数字由350万涨到了4000万，用词从受害者变成了被斯大林处死。这些惊人的数字是足以制造仇恨与达成政治目的的了。叶利钦宣布苏联解体，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原苏联的1.9亿人们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选择了沉默。一个能残杀自己同胞几千万的“反人类组织”是不应当存在的。

大清洗或说大肃反到底杀了多少人?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联邦安全部公布了1917—1990年“由于犯刑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万人，其中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为130—150万人。这个数字只有现在广为流传数据的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而其中被枪毙的又能有多少?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去考虑，以苏联当时的1.6亿人口的总量，处死4000万，是个何等恐怖的数字!没有人去想过这个问题，但这些数字却让社会相信了。这些数字给苏联共产党批上了“反人类组织”的帽子，造成了苏联人们与政府的仇恨，埋下了苏联解体时人人冷漠的种子。

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竞选，经过全民投票，他的得票率只有0.58%。从过去俄罗斯民众多数人对斯大林的否定，到今天多数人的肯定，对戈尔巴乔夫从过去多数人的肯定，到今天多数人的否定，这部大戏太过于精彩，却也太过于沉重了。俄罗斯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何其的惨痛。

这种猜大数的行为，又何止只发生在俄罗斯，1999年，米诺舍维其在科索沃杀了多少穆斯林?成为欧洲人竞猜的话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10万--50万人。于是南斯拉夫解体。

2002年，萨达姆杀了多少库尔德人?30万?美军拿着洗衣粉占领了伊拉克，到目前凑起来的遗体不到500具，贫铀弹造成了伊拉克无数人的伤痛。

列举这些，不是要证明没有死人，而是希望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人在推动这些数字不停的作着涨停板运动，以及这些数字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记得在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数字是600多万。

这个数字不久就起了变化。最先出手的是蒋正华，他给出了1700万的结论

2010年07月29日，曹树基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给出的数字多达3250万。

2008年杨继绳在一本小说中大笔一挥就是3600万。及他此后在燕山大讲堂作演讲时更是语出惊人：“大约7600万”，另外还有金辉的4000多万，丁抒的4400多万。当然，参与这一轮猜大数的人非常之多，有著名主持人，有政府官员，有外国记者，学者，还有很多人因为说的数字够大而获得了国外的大奖。

由此可知，中国人的“猜大数”能力一点也不弱于外国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联，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的猜大数都是几个名人放个大炮就成了。而中国人的猜大数都是长篇巨著，头头是道，一时间还真是非常具有迷惑性。如果只看上面这几人中的任意一人所写的文章，并不能看出什么问题，最多你说他研究不谨慎。可是把这些数字往这里一列，是不是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重评苏联历史如出一辙?

数字一年比一年大，用词也从非正常死亡到了直接饿死。机械，呆板的作着资料累加，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口述历史与个人经历能代表历史?

还好中国在摸着苏联的尸体过河，在中国社会这样的玩猜大数，正越来越激起人们的反感。网络上的自干五，五毛条分缕析，文人志士也长篇大论，更有许多人站了出来与这些谣棍直接对阵。

《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学术错误》在网上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孙经先教授公开致信蒋正华：希望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展开对话。

http://blog.renren.com/share/272221569/9082707581

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透露：“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3次计算(注：指用他公布的那三组不同的数据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这就是蒋正华的学术严谨，1700万的结论出来，但计算的原始资料还没有计算，从1986年到2005年过去了二十年了，不知道他的这个机会要等到什么时候。

蒋正华对于孙经先教授的公开信，一直并无回复，可见蒋正华心胸之大度到可以不计较其学术之尊严的地步了。

2013年11月，在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上，孙经先与曹树基就“三千万”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曹树基竟然连当时中国的户籍管理状态都一无所知。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这个文件里就说到“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也就是说，在1955年以及往后的几年中间，户籍管理制度正处于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过程之中。这就证明当时的户籍管理是很不完善的，要是完善的话就不会说这句话了。而曹树基的推论竟然是建立在户籍管理制度是完美执行的基础上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可以说一直到了换发二代身份证之后，局面才有所好转。仅我自已身边的人，在换二代证之前，具有双重户籍的人数就不在少数，那么多年以后可不可以说这一批取消双重户籍的人都是不正常死亡了呢?那就是一个笑话。

而对于在舆论圈影响最为巨大的杨继绳的小说，杨松林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进行反驳，兼听则明，大家有时间不妨看看杨松林写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该书系统全面的对当前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数字进行了批驳，据实说话，去伪存真，精准驳斥“3000万”这个弥天大谎。全面、客观统计和分析那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原因，还原历史真相!用简洁、科学的方法拆穿那些国内外所谓“权威专家”之流，是如何把非正常死亡人数奇迹般扩大10倍的!相信看完了《总要有人说出真相》这本书之后，杨继绳的3000万也好，7000万也好，大家是能给出个评价的。

杨松林先生在思考：在新中国的前五十年，没有人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但为什么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始有人质疑了。他也在思考，为什么把六十年代饿死的数字往大了猜能搞得舆论哄哄烈烈，而往小了猜却只能在论坛与聊天群里小声嘀咕。

数字越大，就越是体制的祸，这似乎符合某些势力的需要。

莫怪乎某前著名主持人大声高呼：“那就是人祸!”如果真的是几千万人，甚至如某人所说的达到了七千万人，那就必须是体制的问题了。嗯，是不是看到了苏联解体前的相似的套路?

那时，到底是多大的一个数字?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把那时混乱的户籍管理制度搞清楚，把那时具体的或大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搞清楚，再把其中饿死的人数从中划分出来，是一个学术问题。把数字无限制的玩涨停板，无限制的玩人祸一套的把戏，那就政治问题了。人祸绝对存在，但鉴史是为了明今，而不是要把历史上的错误当成一口锅，扔来扔去，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皿煮人士常说五毛，你们要多读书。嗯，今天我也劝皿煮人士，你们也读一读《总要有人说出真相》这本书吧。说不定你们会对猜大数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学会分辨，不让居心叵测的人带节奏;

明辨是非，坚决抵制玩数字游戏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