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私有化看似有助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竞争性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红利”有限而短暂，其消极后果却严重而长远。在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虎视眈眈背景下，经济私有化使民族工业在跨国竞争中日渐萎缩、凋零，国内产业日渐被外资控制，沦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地带。事实证明，经济私有化是通往动荡之路。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私有化而实现繁荣的已知案例。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2013年6月初以来，土耳其因广场拆迁引发的抗议仍在发酵。风靡一时的“土耳其模式”黯然失色。表面看，土耳其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模范国家”，不应出现大规模骚乱：土议会民主政体较为成熟，而且还是西方重要盟友；经济总量过去10年间增长一倍，经济排世界第17名。

但事实却是，不仅土耳其乱了，一些发展指标与其类似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也出现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替。突尼斯在2011年政权更替前，经济竞争力排非洲第一，世界第40位，幸福指数世界第29位，是“抵御金融危机十佳国家”之一。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

西方眼中的“模范国家”何以频频遭遇滑铁卢？仔细辨析，这些国家虽政体各异，国情有别，但共性是信奉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奉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万能灵药”。土耳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目前，土政府已从水泥、畜牧饲料和乳制品、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完全退出；旅游业、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被出售；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高速公路、桥梁等公共基础性行业也正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埃及则进行过两轮大规模私有化，涉及制造业、煤矿、公路运输、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不同行业。

经济私有化看似有助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竞争性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红利”有限而短暂，其消极后果却严重而长远。

首先，人为加剧贫富分化，使社会出现结构性动荡危局。由于私有化无形中设立的资本门槛，加上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很容易造成资产流失。例如，埃及在第一轮私有化中，政府出售了236家国企，这些企业估值达2700亿埃镑，但实际政府只获得330亿埃镑收入，约2370亿埃镑国有资产流失。经济私有化使少数权贵短期内成为亿万富翁。与之相伴的，则是政府大幅削弱公共福利开支，劳动群众生活更加艰难乃至完全下岗。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土耳其贫富差距程度仅次于墨西哥，贫富差距超过14倍。埃及40％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种贫富悬殊无形中包含了阶级冲突的祸根。

其次，经济潜力被提前透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性地位。发展民族制造业才是国家富强之源。在凯末尔和纳赛尔时期，两国不约而同地奉行进口替代、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由此使国有企业逐步壮大，并成为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然而，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土耳其、埃及等国误入迷途。而在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虎视眈眈背景下，经济私有化使民族工业在跨国竞争中日渐萎缩、凋零，国内产业日渐被外资控制，沦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地带。土耳其等国经济看似风光，实则距离发达国家行列越来越远，并变得更加脆弱。事实证明，经济私有化是通往动荡之路。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私有化而实现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0多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

 “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中国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