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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讲讲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

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是华北平原，直接东海，这里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有山地护围，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外部势力从海上也来“逐鹿”中原了。谁占领中原，谁就控制了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平原和山地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特点，平原有利于形成集团军合成作战。我们现在研究的战役和战争样式，大部分以集团军作战为前提，这种观念多来自欧洲。欧洲基本以平原为主，平原最适合大部队作战，所以欧洲尤其是中欧人不擅长游击战。

他们到中国打仗，在中国山丘地形里头就发挥不出优势，蒋介石请德国顾问在湘赣大山中还是用修碉堡的方式与红军作战，日本人也败在这里上面。我们今天的军事演习，导弹满天飞，这是平原的打法。但中国山地多，游击战能大显身手。崇山峻岭地就像一把把刀子把大部队的合力分解成碎片，使其优势尽失。

国民党为什么败在共产党手下，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思想都是从欧洲和日本学的，带着重装备到江西和共产党作战。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都是山沟里钻出来的游击战高手，打不赢就跑，打得赢就打，敌疲我扰，敌退我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拖着重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得团团转。如果还不理解山地对战争样式的影响，那就看看汶川地震的时候，咱们部队是怎么进去的。那时候，即使是将军也得下车卷起裤腿步行，手机打不出去，现代化工具派不上用场。

山地在中国政治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山地为主的地形使中国很难被征服，山地限制了集团军作战，蒙古人的铁骑可以在欧洲横行，因为那里是平原。而蒙古大汗蒙哥却越不过重庆钓鱼城这道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游击战起家，解放初进西南剿匪就不会那么容易。

中国共产党长征时经过西南，走到云南，过大渡河，然后一路向往北进入陕北并由此取得天下。这一线的长征经历使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西南的地形非常熟悉。正因此，毛泽东才要修“三线”，知道西南的问题在交通。到了陕北，紧接着到了东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 ，我军又很快适应平原大部队作战。大部队作战能力在平原地带很快形成，这是得以与国民党逐鹿中原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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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中原，中国内地防务呈“工”字形结构。北面是长城、南面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水路就是大运河，陆路就是以武汉为中心的京广线。其间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兰州。兰州至嘉峪关这一线的河西走廊，地形相对开阔，利于大部队运动。从中原可直达新疆。新疆的重点在南疆。

与北疆比较，南疆相对封闭，多沙漠，路途艰险，特别是喀什这个地方既封闭又通外，古今新疆割据分裂势力生事多在此地。唐朝时，安西四镇及大部分军屯都分布于南疆，重点是喀什。北疆的汉人居多，其原因是这里地形相对开阔，利于大部队出进，大部队进不了的地方才是山大王的乐园。

汉唐以来甘肃都是养马的地方。现在大家对养马已经诗意化了，但古代养马却是一个国防工程。马是古代战争的基本动力，加上战车就形成重装备，在开阔地带就能很快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至近代甘肃的养马业转为装备制造业，以此形成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控制。左宗棠进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建装备制造局，数年后才进疆平灭“阿古柏之乱”。所以兰州这个地方不能缺装备，不能只有部队没有装备，而装备必须就地大规模的制造，部队所在之地旁边就有得有装备制造。

值得提醒的是，目前我们在强调环保的同时不能忽视国家安全。大凡事关国家安全的地方，比如兰州，就不能把环保提过头顶。在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方案中，兰州就是重装备制造业布局之地。但重装备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影响地方环保，但国家如果受到——比如目前的ISIS(伊斯兰国)——威胁，那国家安全就成了压倒一切的至高利益。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也出稳定，没有枪杆子，仅靠金钱是无法获得稳定的。环保不能毁掉枪杆子，装备制造业是枪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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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于中国国家安全更具生死的意义。

与甘肃相似，东北有大片的平地，人丁兴旺、土地肥沃，农耕条件较甘肃更好，故此东北比甘肃有更为雄厚的财力支撑战争。东北有装备制造业的条件和基础，大规模地制造重装备，再加上众多人口，就能形成非常有威慑力的集团战斗力。

为什么日本人能在中国打八年？其支撑点就是中国东北大平原的肥沃耕地、众多人口及雄厚的重装备生产能力。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一直都是粮食和装备工业的基地，这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明乎此，这就能理解习主席说要振兴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的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长期发展重装备？

东北地形与甘肃不同，从甘肃进入中原需经关中盆地及其几道关口，而在东北已形成的集团军事合力，过了山海关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大部队几乎不经什么地理障碍就可迅速释放其巨大的合成战斗力。李自成忽视了这一点，带着五万部队到山海关，被清兵打败，清兵随后就横扫中原并迅速取得天下。

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美国人过三八线，毛泽东派了三十万人就入朝作战，死死地将美国人压回“三八线”。

中国东北的形势和东北亚的形势密紧相连。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琉台”指的是琉球和台湾，“三韩”指的是朝鲜半岛。由此推论，三韩为墟，中国东北和华北不保。华北就丢了，中国就失守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这个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日本投降后，他和毛泽东首先争夺的就是东北。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大家看朝鲜半岛，它居高临下，俯瞰东北大平原，如果美国占领朝鲜，新中国立即就面临入侵的威胁，若再丢了东北，新中国就会遭遇李自成那样功败垂成的命运。

毛泽东把美国压在三八线，中国东北稳定保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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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对中原政权的压力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主要是从明朝开始的。

两汉时，我们北方的压力主要是匈奴，压力方向主要来自西北。两汉一直在反匈奴，汉武帝是反得最厉害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天气降温是引起的中国农业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当时天冷，匈奴也得南下。他们那里的草很薄，天稍冷草就没了。没了水草，天寒地冻，游牧民族只能往南走。关于此，《成吉思汗传》的作者朱耀廷总结说：

游牧经济又是比较片面的经济，牛羊马驼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乳酪，也可以提供皮革毛绒，但牛羊马驼身上却长不出五谷杂粮，也长不出布帛绸缎，更长不出金银铜铁。因此，当其兴盛时，就要求用自己的畜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一旦正常交换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只好用暴力进行抢劫，发动战争;当其衰弱时，也需要寻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当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标。

学者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千米；如降水减少100毫米，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千米，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千米。同样的道理，天寒也迫使北方匈奴南下两三百里。如果北方这个压力来了，汉武帝不顶住的话，中国就跟欧洲一样，就整个被压碎了。汉武帝当时是坚决顶住，其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分别了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

此后丝绸之路随即出现。历史上所有的商道都是战争打出来的，打完了才经商。在汉武帝的坚决抵抗下匈奴被引向欧洲，并在欧洲将罗马帝国冲得分崩离析。反过来想，如果当年没有顶住匈奴南下，匈奴就不会去欧洲，如此，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可能就类似今天的中国，而中国有可能就是严重破碎化的欧洲。所以说，汉武帝的贡献是世界性的贡献。

唐朝时除了北面有突厥之外，西面又多了个“黑衣大食”。北面和西面同时出现压力，中原王朝的反弹力也相应增大，这就是唐朝出现大版图的原因。很多人以唐朝大版图为骄傲，其实这是迫不得已的事。压力来了，没有退路，只有以攻为守，这使唐边境大幅扩张。唐朝名将高仙芝，将唐朝西界推到碎叶河一带，劳师袭远，资源跟不上，这样的西界大概维持了八十余年，随后又回到接近今天的状态。

国家和生命一样，个子过高的人大多命短，过于扩张的国家，其祚必短。某一方向的过度伸展必以另一方大幅收缩为代价。高仙芝在西域打仗时，中原便出现了“安史之乱”，部队还得从中亚撤回。所以汉、唐两朝过大的版图不应是常态化而是非常态化的历史，因此它们不应是我们后人追求和羡慕的样板。

唐之后，中国西北及西面的压力逐渐向中国东北转移，这是由于更北面的俄罗斯由西向东地推压过来。这当然与中国产生了摩擦和冲突，但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些矛盾。试想如果没有俄罗斯，那也还会出现成吉思汗、匈奴等。

俄罗斯过来，丝绸之路断了，但是中国西北方向的民族危机减少了，汉唐时的匈奴、突厥问题在宋明两朝后压力骤减，到了苏联时期，西部问题就更少了。当时中亚五国信仰共产主义，那里的伊斯兰人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斯大林著作，宗教不再成为政治问题。如果苏联还在，现在的ISIS动荡自然不会出现。

还可以设想，如果让汉武帝、唐太宗回来给今天的中国人讲治国理政经验，他们会说我们今天中国人多幸运，还有普京在大漠以北镇着，他们会说：当时漠北要有俄罗斯这么个国家，来自西北和北面的压力就会小许多，如此一来，国家会用更多的资源注重民生。

由于俄罗斯人由东向西挤压，造成近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民族矛盾激增。从隋朝开始，东北问题升温，隋炀帝，唐太宗两个人都想征服朝鲜半岛，都失败了。明朝时东北成了亡国之源，后来的民国也事出东北。“九一八”后，中国形势日益升级为全面抗战。明乎此，也就明白毛泽东刚建国就派军抗美援朝的原因。毛泽东最终将美国人打停在三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