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提出了“两步走”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目标。即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初步形成互联互通的技术市场；到2025年，全面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笔者认为这是政府再次发力解决科研与运用两层皮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做大，加之国家和政府资金始终如一的对科技创新进行倾斜，现在的科研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新的科研成果也不断涌现。2015年中国专利的申请数量已达到了世界第一，在高铁、人工智能、石墨烯、超算、天文探测、量子通信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相比，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过如果要继续进步，就必须解决一些过去没能解决的问题。科研与运用相脱离的“两层皮”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科研“两层皮”问题的前世今生

建国以来，面对着国家积贫积弱、工业体系落后的现状，国家直接对科研工作进行计划。优先调配人力物力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进行攻关，并把科研计划与国家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套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成果，如两弹一星、青蒿素、万次计算机、潜射导弹就是在这套体制下产生的。这种方式在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发展领域有巨大的价值，主要的优点是抗风险能力突出，能对弱项进行长期培育。如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发展，耗时数十年，终至世界前列。而普通公司根本没有这样的耐心去培育自有知识产权的超算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两层皮”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没有相关的应用国家根本不会对科研项目给予立项。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之后，这种国家科研投资的方式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首先是资金配置上不太灵活，由于科研资金的安排计划是完全与国家预算同步的，但是科研创意是无法计划和安排的。如果科研工作者在项目申报截止期后才有了充分的设想，又不足以使用特备预备资金时，往往就需要等1-5年不等的时间以获得启动资金。另一个缺点是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很多日化和生活用品也需要进行科研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部委虽然积极的参与其中关键产品的研发，但往往滞后于市场和企业的需要，这点在对外开放市场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因此改革开放之后，这套体制得以保留。但同时也逐渐开展以科研志趣和企业需要为主导的科学研究。一些很长时间不能直接见到效益的科学研究也获得相关基金的资助，一大批像联想、中兴、长虹等科技企业也成长起来。同时科研与运用“两层皮”的问题也是在这时候凸显出来的。两层皮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因为这既说明有时科研与应用相分离的情况，又刻画了部分科研人员既拿国家科研经费又为企业跑腿的形象。

 “两层皮”的问题阻碍了中国迈向科研强国

2015年末以来随着领导人的反复提及，供给侧改革逐渐家喻户晓。其实科技创新领域同样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截止2016年，中国当年毕业大学生765万人、硕士研究生数十万、博士生数万。为了培养大学生、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16年仅中央政府本级预算就投入2706.43亿到科技攻关中去，还不连文传、教育、保障就业的支出，占到当年中央财政预算的10%左右。不过预算虽多，被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庞大基数一除，还是显得有些单薄。

况且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通过解决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练练手”，很难直接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是解决简单的问题也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以及锻炼学生创业能力的。没有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构建，很多有经济价值的尝试最终却没有变成商品，很多将来不想从事科研学生又没能通过学到的科学知识进行创业活动，这实在不得不说是一种浪费。

此外现有的很多科技立项，由于缺乏市场实际的检验，陷入了从论文到论文的怪圈。学术界人士观察到国外的研究新动向，也在国内进行申请立项。这就完全成为了追随式的研究，没有基于本国产业实践进行探索，自然不可能走完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只能从理论到理论，最终虽然产生了几篇论文，对国内发展的贡献却是有限的。相反如果和国内需要紧密联系，那么哪怕研究的方向与国外接不上轨，科技含量低一些，持续做下去，也会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袁隆平院士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的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单位粮食产量，保障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继续提高产量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他在耄耋之年转变了研究重心，最近能在盐碱环境生长的“海水稻”又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其实不仅是“海水稻”，为了解决重金属污染土地农民种地增收与食品安全的矛盾，他和他的团队还研究出了“亲本去镉水稻”。这充分说明了，只有紧紧与国内产业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科研创新才能成为保障社会发展的利器。从大到强，需要使科研成果尽可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袁隆平院士和他的杂交水稻）

面对问题，政府方案这么说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也涉及到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方面面。

从原则上，提出了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是说要把科技创新完全交给市场，而是各有分工和侧重。今后国家的科研资金更多的向基础科学和高新科技进行侧重，充分体现国家投资的优势。而为企业需要而研发的成果，当然应该让企业有更多的话语权，避免无效投入。此外针对军民融合、各行业联动、国际国内交流等也提出了“纵横联动，强化协同”的原则。过去由于不同行业的封闭性，当某种技术在某个行业得到突破时无法及时的转入其他行业，军用设备也往往不会直接从民用型号进行研发。这次方案首次提出可以通过“揭榜比拼”“技术难题招标”等形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

同时方案提出的体系布局也有亮点，在基础架构中提到要“以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为纽带，以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为支撑，加强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与转化应用”。这是一次观念上的突破，过去我们提到科技成果转化首先想到的是转化“成果”—即已经完成的科技创新。实践证明这种想法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高校产生的科技成果很多是市场角度的半成品，可改进性、操作性、稳定性都比较差，需要后续大量的优化。此外，根据市场的新需要，有时还需要研发新的产品，需要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参与。这都要求技术转移必须把人甚至团队一起带走，国外的经验证明了团队和人才的价值甚至比原本的科研产品还要大。例如被称之为硅谷的“西点军校”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原来的母公司的主要业务只包括航空摄影和新型飞机，但得到从肖克利实验室出走的八人团队后就立即研发出新工艺，并在半导体领域站稳脚跟，原来的肖克利实验室则随之没落。此外，人才和团队随成果成功的转移还要求在合适的时候能转移回来，才有助于保持学术界务实的良好风气以及大量培养行业通用人才。这些都需要以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作为支撑。 

（仙童半导体从肖克利的实验室得到了整个团队，其中许多人后来为英特尔服务）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建设最终必将使“产学研”更紧密的联系为一体，突破现有的“两层皮”现象，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科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国家也能把资金花到刀刃上，企业也会更有科技含量，最终形成“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良好局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