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军抗战的评价，其实是新中国已经解决的问题。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又被以各种方式和名义反复提出，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从本质上说，这场重新评价国军抗战贡献的运动是政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文革失败的政治后果之一，执政党将自己的历史叙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悄然置换成了“民族解放→民族复兴”。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抵抗异族入侵”的抗日战争的地位陡然升高；以“阶级大搏斗”为主要内容的解放战争，则受到有意无意的冷落与贬斥，似乎成了某种政治不正确；至于“阻碍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去世的“张闻天秘书”何方就持这种观点），就更成某种罪恶了。

由于抗日战争地位升高，所以对“谁才是抗战中流砥柱”的争论，就具有了极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尽管这场争论到目前仍在进行过程中，但国军、国民党、蒋介石甚至宋美龄的形象都在这一过程中被高度美化了，大陆的党媒和电视台，在这场重新评价国军抗战贡献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自己开办的《中央日报》、中央社。

存在决定意识。国军抗战历史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全面肯定性评价，和晚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日渐民国化有关。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已是既成事实，另一方面，精英史观、唯武器论盛行。

年轻一代的许多人没有见识过人民战争的力量，也不相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够战胜职业军队，人民战争在公知的历史叙述中被妖魔化了，然后又被各类“抗日神剧”漫画化了。

既然现实当中，所有的舆论都在宣传精英决定一切，职业军队决定一切，武器装备决定一切，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不是这样？

和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土八路”土得掉渣的外部形象相比，国军盔甲鲜明，食丰履厚，显然更精英，更职业化、专业化，武器装备也更精良，所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是抗战的主力？

持这种历史叙述的人显然忽视了一点，如果从专业化和武器装备的角度来衡量，日军明显优于国军，所以这不是论证中国抗战必胜的因素，而是论证日本必然战胜中国的因素。

显然，用精英史观和唯武器论，只能把自己带进一个钻不出来的死胡同。

抗日战争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根本的原因是存在超越“精英”和“武器”狭隘视野的人民战争【点击阅读】。

毛主席曾经在一次对记者谈话时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日本只能动员到武士阶层，而中国则能够动员全民抗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动员农民投入抗日战争。

中共之所以能够通过动员农民而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包括“二五减租”在内的进步社会政策。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之所以能够收复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1亿多人口，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片面抗战之所以一败再败，日本投降前夕还在丧师失地，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从哲学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秉持的也是精英史观、唯武器论，完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并且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反人民性，蒋介石不愿、不敢、也不能动员人民，他只愿意抓壮丁，却本能害怕任何可能激活人民主体性的政治动员。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完全看不到中国对日本有任何优势，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认真区分一下，就会发现国军的抗战存在三种境界——

第一，张自忠境界：我死给你看！ 

这是国军抗战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国军当中的确存在一些有民族气节的高级将领，张自忠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但他们同样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同样是精英史观和唯武器论，同样对抗战的胜利缺乏最后的信心。

对他们来说，既然抗战必败，那么抗战的最高境界就是牺牲，我死给你看！用死来证明中国人不会屈服。

1934年，鲁迅先生在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非攻》中，有墨子学生曹公子，在宋国都城发表抵抗楚国入侵演讲“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实际上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抗战悲观失望情绪的讽喻。

在宜枣会战前夕，张自忠对部属表示：“我今日回军，和大家一起共同杀敌，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将军是值得尊敬的，但他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今天的主流叙述中，张自忠有走上神坛的趋势，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

第二，蒋介石境界：要想活，靠美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

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何应钦则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在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方面，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完全一样的。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是对英美的最后介入抱有希望。蒋介石从来不相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寇，一直幻想英美可以救他。

珍珠港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追随美国对日宣战（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四年），只是美国的便车既然已经搭定了，蒋氏抗战也就更加消极。

蒋介石的逻辑是：既然美国参战，则日本必败；既然日本必败，则不妨把军火留下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的这种浙江盐商式的精明，对中国在战后利益分配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战胜国，遭受的领土和权益损失甚至超过战败国——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的租借，美国根据《中美商约》在中国获得了远超此前不平等条约的特权。

如果不是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迅速胜利，这些被蒋介石出卖的权益除“外蒙古独立”外被毛主席全部收回，中国有可能像菲律宾那样沦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更有可能成为美苏争夺的战场而四分五裂，则中国人民的灾难不知道会伊于胡底。

第三，汪精卫境界：既然抗战必败，那还不如做汉奸保存一点元气！ 

关于这一点，历史事实俱在，不多谈了。只强调一点：蒋介石和汪精卫并无本质区别。汪精卫是日本人的汪精卫，蒋介石是美国人的汪精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

对国军抗战的重新讲述与评价，意味着精英史观和唯武器论再度成为主流思潮，而这种思潮有可能再次把中国引向失败。

今天，我们从事任何事业，仍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倾情支持和参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最后胜利的法宝。让我们一起重温毛主席的教导——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