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李德生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我们很容易明白，即使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为什么都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大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的日子里，怀念和回顾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我军众多的将星里，有一位高级将领的经历特别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

14岁，1930年时参加红军；

22岁，1938年任连长；

24岁，1940年任营长；

27岁，1943年任团长；

30岁，1946年旅长；

33岁，1949年，任师长；

36岁，1952年，任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指挥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

38岁，1954年，任第12军军长；

52岁，1968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53岁，196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4岁，197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55岁，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直接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九Ÿ一三”事件；

57岁，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年底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59岁，1975年，筹划建设我国第一支预备役部队，走遍东北白山黑水；

69岁，1985年，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任首任政委、党委书记；

……

以上是李德生同志各个时期的简历，李德生是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等党政军要职，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0年，年仅14岁的李德生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曾参加和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战役。其中有不少至关重要的战斗、战役至今仍为人所乐道。

如，1942年5月，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战斗。当时两万余日军突袭八路军总部，在四面被围，日军兵力十几倍于我军的情况下，时任营长的李德生指挥部队坚决阻击日军进攻，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出重围，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八路军总部突围后，他又成功指挥全营突出日军包围圈，最大限度减小了我军的损失。

虽然我曾读过不少人写的关于纪念李德生的文章和回忆，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激烈、惊险的战斗，而是人们对他不约而同的评价，都认为他无论是当战士时还是后来身居高位，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接触过、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始终荣辱不惊，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这位老革命家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作风呢？我党一向强调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地位变了，作风也随之改变，脱离群众、讲究吃喝享受的现象时有发生。每当看到这种现象，我都在思索与李德生等老一辈革命家相比，为什么他们能始终如一的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长期不变？而我们现在的人却很难做到？带着这些疑问，我仔细阅读了《李德生回忆录》，从中找到了答案。秘密就在于坚定的信念和红军初建时期领导干部给他留下的深刻影响。

红军时期的作风

坚定的信念来源于日常的所见所闻，李德生同志回忆参加红军的初期，作为一名战士，他的各级领导对他日后的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这些领导的表现具体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都体现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精神在里面。这不禁令我想起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要求下属做到的，领导首先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就是最无言的激励，它能够影响人的一生。李德生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能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这种政治工作不仅仅是一次次的会议、层层的传达，关键就看领导的行动。李德生回忆在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最艰难的时候，部队各级党团组织开展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干部随时碰头，党、团小组每天边行军，边研究班、排思想情况，讲任务，提要求，喊宣传鼓动口号，组织强弱互助，要求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遵守纪律，开展团结互助活动。

这些可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切实体现在领导干部的行动中。李德生在回忆过雪山时写道：“从总部到师、团的领导干部，人人都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许多干部争着抬担架，搀扶病员。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每天拄着木棍和我们一起行军，了解情况，鼓舞士气。每当看到这些，部队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多么简单的场景，多么有效的行动和影响。在那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如果领导干部都享受在前，吃苦在后，普通红军战士会做何感想？部队还能维持下去？还能有战斗力？如果是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后来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征了。

类似的情况放到现在，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还能依然如此？我相信有些人的确能做到，但也有些人做不到。如果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强调如何清正廉明，艰苦朴素，但会后便我行我素，贪图享乐，拈轻怕重，这对普通党员、群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百个传达落实上级精神的会议，不如领导干部的一个行动更有说服力。

《李德生回忆录》中还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还是在红军过雪山时，“到了山顶，雪越下越大，积雪越来越厚，天黑路滑，难以行走，部队住了一个晚上。部分伤员、病号，挤住在先遣队搭建的草棚里，绝大多数人就在雪地里过夜。大家把积雪推扫到一边，搞成个雪窝。有的用油布和稻草铺在地上睡，有的就坐着休息。不一会儿，一个个全成了雪人。团政委张成台和我们挤靠在一堆篝火旁。……第二天清早清点人数，还是发现有的战友躺着没起来，扒开雪一看，他们已永眠于大巴山上。”团政委和普通战士一起挤坐在雪地中过夜，这是怎样的一种场景！领导干部无声的行动就这新激励了一批批的红军战士，激励着大家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到延安，走到西柏坡，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化装亲入日军据点

抗日战争期间李德生同志任太行2分区30团团长，深入虎穴亲自侦察日军马坊据点的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马坊镇位于山西寿阳、昔阳等三县交界处，日军在这里修建了强固的据点，控制寿（阳）昔（阳）公路。这个据点建成后，在这里驻扎的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军早想拔除马坊据点，为民除害。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功。李德生任30团团长后为打好马坊歼灭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其间，为掌握一手情况，身为团长的李德生提出要亲自进入马坊镇据点侦察。当时的太行2分区首长认为一个团长要进入日军据点侦察极为危险，不同意他亲自前往。后经他再三要求，才予以批准。李德生化装成送菜的农民，在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以给日军送菜的名义进入马坊据点，掌握了据点的兵力分布、火力配置等重要情况。根据这些情报，30团成功歼灭了马坊据点内的日军，拔除了这个危害几县人民数年的“人间地狱”。

发现和总结“郭兴福教学法”

亲自到一线了解情况，掌握一手资料是李德生多年来处理各种事务的习惯。在战争年代他亲自到一线侦察，和平时期，他同样保持了这样的习惯。在任12军军长时，李德生每年都要以一半时间，有时甚至七、八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蹲点跑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主要靠训练。但一段时间里，部队的训练缺乏灵活性，搞模式化。有的部队为在考核中有好成绩，在训练时专找无风无雨的天气进行。还有不少部队在考核时，抽调平时训练成绩优秀的士兵临时组成排、班，以图争取好成绩。这些情况普遍存在于各个部队中，我军实际战斗力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这样的练出来的部队，怎能拉到战场上作战？

李德生在调研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亲自下到连队，和连队官兵同吃同住，找人谈心，共同分析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他发现当时任副连长的郭兴福不但有实战经验，而且上过军校，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有一定教学经验，在训练中吃苦耐劳，能以身作则，是一个能够承担训练试点的好苗子。李德生就与郭兴福一同研究问题，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分析训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同时发动基层干部战士共同参与改进训练方法，找问题，找不足，出主意，提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形成了郭兴福教学法，这一教学法最早在12军进行了推广，后来又向南京军区、全军推广，在1960年代初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这一教学法为改进我军训练方式，提高战士训练水平，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这样的教学法同样是李德生深入基层，亲身调研后发现、摸索、分析、总结的，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体现。

巧妙平息安徽武斗

由于“文革”的到来，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到处都有武斗事件发生。当时的安徽芜湖是武斗尤其激烈的地方。已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奉中央命令，率部紧急进入芜湖平息武斗。听到12军进入芜湖的消息后，当地有的组织有所收敛，但有的组织在市内占据楼房，建立工事，架设机枪，布设障碍，准备大打，而且他们还要求李德生要亲自接见他们，不过不是在军部接见，而是到他们的武斗据点里，而且只准一人前来。这是一个相当荒唐的要求，但为顺利平息武斗，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李德生力排众议，答应了武斗组织的要求，就像战争年代那样亲自来到武斗据点下，顺着楼上放下的一条竹梯进入据点，给武斗人员做工作。李德生在据点里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指出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参与武斗的骨干纷纷表示要听李军长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缴武器，拆除工事。芜湖的大规模武斗终于以最理想的方式得以平息。

“文革”中武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虽然不及真正的战争，但毕竟武斗是在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难题。平息武斗又不能像战场作战一样大打出手，既要执行好中央的政策，又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据当时了解现场情况的同志回忆，那时的情形真得很危险，因为武斗人员手里都有枪，而李德生就在他们的中间，并且手无寸铁，如果有哪一人突然发难，后果真是难以预料。李德生孤身犯险，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大家。

以身作则是当好领导的关键

李德生还曾回忆，他刚参加红军的时候，他所在班的班长夏功富对他影响很大，因为每当部队住下来后，班长要先把战士安排好，把大家的事办完，他自己才能睡。班长既是领导，又是兄长。在艰苦的情况下，部队斗志不减，班长的思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管班长叫“亲兵之官”。李德生在回忆这位班长最后时写道，“我当班长、排长、连长，总是不忘以他为榜样，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不知这位给李德生一生都有影响的老班长后来怎样了。正因为在红军中有无数个这样的班长，他们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影响着数不清的红军战士，这些战士成长起来，又影响着下一批战士。在军队中，普通战士就是群众，深入联系群众，领导干部就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通过自己的行动团结、激励着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到走到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秘密之一。

《李德生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记录了他在国防大学任政委时的实践总结。在这个实践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六十年后，他仍保持着参加革命时期的那些优良作风，这些实践经验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搞好内外团结；领导干部做好表率。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反复听过到的话语，但又有多少人能数十年如一日真正身体力行？大方向把握住了，保证前进时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即使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调整予以解决。搞好内外团结，实际上强调了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尽可能解决好各级干部、党员的思想和实际问题，使大家团结一致。最后一条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仍是李德生数十年前刚参加红军时自我要求的一种反应，他做为国防大学首任党委书记、政委明确提出，凡是要求教职员工和学员做到的，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去做，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实际上是团结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有效法宝。如果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强调如何清正廉明，艰苦朴素，但会后便我行我素，贪图享乐，拈轻怕重，这对普通党员、群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百个传达落实上级精神的会议，不如领导干部的一个行动更有说服力，更能影响人，更能说服人。

从李德生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我们很容易明白，即使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为什么都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大家。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大家，这在今天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时候，有着更为积极、深刻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党员真正能够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那我们的社会风气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各种利益、诱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党员、干部是否能经得住这些诱惑，是否能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否能够以身作则，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都将是长期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