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假如我们真的要想为唐立培的“支蛆”言论从客观上寻找原因开脱罪责的话，也许还真的可以有说辞——唐立培所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在美国中情局等国外组织的长期资助支持下，一直以来以反共反华、搞乱香港分裂中国为己任，积极影响和培养在香港中文大学内部形成爱国有罪、反华光荣、港独至上的政治正确倾向，灌输传播自轻自贱为“支蛆”、怀念殖民时代的虚幻荣光、跪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逆向种族主义毒流，长期物色栽培反共反华人物悉心培养并向香港各种组织机构中输出形成影响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刚刚高中毕业、不满20岁的唐立培猛然置身这种舆论的汪洋大海中，难免会让人迷失方向。

来自四川泸州的香港中文大学学子唐立培称内地同胞为“支蛆”、支持港独的言论一经公开，就引燃了整个舆论场。如此粗鄙下流的逆向种族主义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所有同胞的心。迫于群情激奋，唐同学也开始从此前满不在乎的声称请律师起诉批评者，转而在微博上公开道歉，以此为自己开脱洗白，声称自己是一时激动口不择言，自己其实一向爱国反对港独。姿态虽然变了说辞虽然不一样了，但是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精于算计、擅长表演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嘴脸，却愈加暴露无遗。

一、戏剧性撕裂：天之骄子?还是两面人?

作为一名拥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尤其是一名高智商、在世界级名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唐立培在发表相关言论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言论的意义，也应该做好承担相应后果的心理准备。相信现实也将会给他的相关言行以合乎逻辑的反馈。

但眼下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为何会以如此夸张的、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将许多看似完全对立、根本不可能并存的元素同时集中到唐立培身上——在辱骂国人“支蛆”事件爆出之前，唐立培无疑是十足的社会精英，他是2012年泸州市乃至川南四市高考文科状元，位列四川省高考文科第12名，拿到了当年香港中文大学在四川省唯一的一个全额40万奖学金名额赴香港读书。在大学期间，他的发展也很不错，是素以大学生辩论赛驰誉亚洲高校的香港中文大学辩论队的主力辩手。看他在微博上晒的照片可以知道，他还经常被学校选拔参加其他国际性的学生交流活动，风度翩翩光彩照人。他毕业的泸州天立国际学校一度将他奉为知名校友，作为宣传名片大张旗鼓地在各类媒体与学校官网上进行宣传，在他大一那年的寒假，这所省级示范学校还为他一人特意举办一场报告会，请他与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分享成功经验。

但是，当这几天“支蛆”言论爆出后，除了愤怒的大多数与他不相识者之外，曾经熟悉他的老师同学们估计也会发懵。

在上大学之前，唐同学所接受到的教育，至少从课程设计的主观目的上不可能是培养骂国人为“支蛆”。身处内地，和自己的同学老师家人在一起的环境下，也不太可能堂而皇之的称别人为“支蛆”。这种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者蔑视中国色彩的话语，很有可能是在唐立培赴港读书期间学会的。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为什么在香港，在号称世界一流名校的香港中文大学，唐立培同学竟然会形成这样的观念并敢于公开说出口?

二、反共反华堡垒与港独策源地：香港中文大学及其殖民主义流毒

有必要谈谈唐立培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

表面上，香港中文大学是与香港大学并列的综合性世界名校，而且在创立之初还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打破英国殖民地只能存在一所大学的铁律、积极推行中文教育终结英文垄断官方语言的积极声誉。但是盛名之下，香港中文大学从创立之初就受到英美等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所支持的反共势力的渗透、操纵，从而在学术研究、思想独立的幌子下，通过学术成果的形式，对大陆共产党政权进行文化战争和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回归后，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一作用仍然继续延续，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在近些年历次政治事件中，香港中文大学都是重要的策源地、组织者和庇护所，成为港独势力在香港的一个堡垒。

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本身就是美国对华文化冷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予以资金资助的“自由亚洲委员会”(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作为“准非政府组织”从事“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亚洲基金会的目标除了“寻求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还致力于“破坏滋养共产主义的土壤。”这成为后来亚洲基金会大力赞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据。亚洲冷战最初十年间，香港是亚洲基金会活动的重点区域，华人是亚洲基金会的重点目标群体，而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则是亚洲基金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一面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一方，一面利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名望来动摇大陆政权的合法性。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新亚书院创办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亚洲基金会因此通过其旗下的孟氏基金会积极予以援助。亚洲基金会判断，“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中国学者使其安心教学与研究，“不仅可以继续传统中国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通过这一资助行为，看似支持华人学者研究传统文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之外寻求可以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资源，从而推动对共产党政权的文化冷战。这从钱穆著作中非常明显的基于儒家立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指导意义倾向就可见一斑。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港中大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设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美国中心，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学教材，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民办非盈利机构，实际上它的后台是美国驻港总领馆。现任中心主任侯儒楷与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关系密切，早年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工作时曾经共事。香港互联网的心脏也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担任香港互联网服务中枢的角色已经有20多年了，通过这个交换中心的系统，就可以直接进入政府机关、军事机关、警察部队、金融机构。香港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被各国情报界称为“亚洲间谍之都”。在回归之后，美国驻港领事馆的编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领事馆大量收集香港及内地情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据美国政治杂志《地缘指导》披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数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

正是有这样的机构设置与美国情报背景，香港中文大学在近些年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可谓赚足了风头，往往是许多反华分裂运动的策源地，许多师生成为其中的策划推动者与力量中坚。例如，2014年持续数月之久的“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而陈健民在香港中文大学绝非个案，而是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最明显的案例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基本会员是全体全日制本科学生，由学生普选产生。换言之，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中文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的。中大学生会在香港政治生活特别是港独活动中扮演了组织中坚的作用。2015年5月，百名驻港解放军官兵原定参观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相关讲座和球赛活动，并与校长餐叙。但中大学生会却发声明抨击校方，最终，活动被迫无限期延期（实际上取消）。2016年11月，港中文学生会福利社，公开售卖印有“港独”宣言的T恤衫。2016年四月，学生会还组织了香港独立论坛。此次引发唐立培“支蛆”言论的导火线，正是由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以张贴港独海报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墙”而引发的。

香港中文大学近几届学生会长长，都长期发表“港独”言论，组织港独活动。例如，2017年9月8日，前任会长周竖峰在遭内地学生质疑“港独”后，理屈词穷的周竖峰连爆脏话，竟狂喊100多句“支那人”、“滚回支那”、“支那人食屎了”辱骂国人，此前的2017年3月6日，甚至有一名自称“香港中大留学生”的人士爆料称，周竖峰在一个活动上模仿纳粹举手礼。2017年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新学年开学礼，中大校园内多处出现了写有“拒绝沉沦唯有独立”“香港独立”等标语和大型横幅。中大学生会现任会长区子灏公开承认，这些“港独”标语是学生会所为，并扬言会派人“死守”不让校方拆除，还煽动学生到场支援。

周竖峰大骂“支那人”，滚回“支那”

因此，假如我们真的要想为唐立培的“支蛆”言论从客观上寻找原因开脱罪责的话，也许还真的可以有说辞——唐立培所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在美国中情局等国外组织的长期资助支持下，一直以来以反共反华、搞乱香港分裂中国为己任，积极影响和培养在香港中文大学内部形成爱国有罪、反华光荣、港独至上的政治正确倾向，灌输传播自轻自贱为“支蛆”、怀念殖民时代的虚幻荣光、跪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逆向种族主义毒流，长期物色栽培反共反华人物悉心培养并向香港各种组织机构中输出形成影响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刚刚高中毕业、不满20岁的唐立培猛然置身这种舆论的汪洋大海中，难免会让人迷失方向。

三、被反华势力包装塑造的香港高校与教育交流领域，成为向内地进行思想倾销与人员洗脑的新渠道

香港高校曾被大陆公知无限捧高，例如，旅美学者薛涌的文章《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就曾名噪一时引起震动。近年来，香港的大学也不断地收割内地顶尖学子，唐立培就是其中之一，是为“掐尖”，香港各高校在内地省份的招生分数往往比肩乃至超过北大、清华等高校，往往一年中有多名内地省份高考状元选择赴港就读，香港高校对优秀考生所提供的巨额奖学金很有诱惑力。

事实上，香港高校水分很大，由英美掌控的国际高校与专业排名、评估体系，把服务于英美地区霸权、为英美培养精英人才（买办）的香港高校无限拔高，可以理解。香港高校的实际水平与其在大陆的名气并不相符。唐立培便是例证，唐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出来的标杆人物，就读之双学位均取得甲级荣誉等级，并获得院长荣誉录(Dean's List)、杨家书博士奖学金等荣誉，2017年6月成为由百贤研究院主办的“亚洲未来领袖奖学金计划”(约港币39万)获奖人，2017年暑假参加奥地利萨尔茨堡全球研讨会(媒体与全球变革)并成为会员。

在香港中文大学领导和教师队伍的高度认可下，唐立培实际上是一个缺乏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学子，面对现实具体问题和历史问题时，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判断能力，例如，面对南海仲裁案时，唐立培连美国的霸权性质都无法认知，口口声声“划给了菲律宾”、“菲律宾至少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国家”;面对港独、台独群体时，唐立培也无法认知这些势力的历史根由和现实利益，积极传播港独台独观点，甚至于乐呵呵地旁观国家分裂;面对抗美援朝历史话题时，唐立培也习惯性接受西方泊来的大量早已被揭破的谣言。言必“你国”、“支蛆”，替“精日”洗地，反对别人批评美国，奉涉嫌商业欺诈、为日本侵占钓鱼岛洗地的五岳散人为“深得我心”，其格局、视野之小，思辨能力之不足，都可见一斑。唐立培或许具备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实际上是基于单向度暴力灌输(简称洗脑)。唐代表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秀学生”水平，却也成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水平极端低下的标志。

如果一所大学，教出的“优秀学生”全是只会低水平重复某些特定话语、谣言与叙事，不为增进全人类福祉而独立思考和学习，认不清当今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反而全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而且骂到“支蛆”这种境界，那这所大学，根本就不是什么全球高水平学府，而是反华工具批量生产厂。

近年来，除了香港高校收割内地人才，内地高校也在努力模仿香港高校的教育模式与教材设置。内地高校教育理念与教材设置的西化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骏对这一现象有深刻的亲身体验，他认为：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高等学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

现在有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等单位普遍以强调“纯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片面强调“更多引进外国资源”……(例如)本来经济计量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流派评价也多有批评，因此其在西方各个大学开课情况也很不一致。然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将其作为与经济学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能表现出如此的无知无畏。】

现在回过头来看，香港回归后，港英殖民政府时代遗留的殖民主义遗毒不仅未得到有效清除，反而钻进高校里以“治学氛围”的面目得以保存发酵并进一步演变为分裂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不仅在香港社会内部贩卖，还配合着“香港高校优于内地高校”论的舆论鼓噪以在内地招生的形式进行输出。足可见，高等教育领域绝不是一片净土，在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合作交流领域，恰恰存在着爱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洋奴哲学、一个中国原则与西方豢养的香港分裂势力反华分裂图谋之间的激烈斗争。

四、我们或可为唐立培爆出“支蛆”言论感到庆幸!这暴露出中国当下教育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深重危机与新特征新趋势

毋庸置疑，唐立培必将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唐立培本人和他大学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无疑是不合适的。有两个更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个问题，高考文科状元、对中学阶段意识形态绝对熟悉考核优秀的唐立培，实际上竟会称国人为“支蛆”，这种极度讽刺的“两面人”到底反映了我们基础教育阶段意识形态教育的哪些深层次危机？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础教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深重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迅速解决的关头了。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教材危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严重背离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大力宣扬美化西方、贬低中国的价值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对学生的最初影响是根本性的，到了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就可以轻易变更吗?

二是师资危机，这一点可以从前些年被网上一度誉为“最牛历史教师”的袁腾飞极端言论中窥见端倪。袁腾飞是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在给民办高考补习学校精华学校讲授高中历史课程的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以后，竟然获得大量中学生的追捧，被誉为“最牛历史老师”。但是从暴露出来的视频资料看，袁腾飞在嬉笑怒骂的讲课风格中，夹带了大量反共反毛、攻击国家基本制度的私货，言语之恶毒趣味之低级令人发指。但是就这样一位根本不配为人师表的人，其言论竟然在学生中广受追捧。据说袁腾飞在课堂上公开告诉学生，教科书的观点只是用来应付考试的，在现实中千万不要相信。从现实经验来看，袁腾飞式的教师在现实中并非个案，袁腾飞教学中存在的批量化制造考试答题与真实想法分裂的“两面人”学生的问题，更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二个问题，假如唐立培不是去香港求学，而是在内地高校就读，难道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了吗？恐怕未必！

以唐立培的高考成绩，在国内足以上清华北大了。假如，唐立培进入北大而不是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他就真的可以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吗?我们看看北京大学前些年很受追捧、风头正劲的教授，就大概可以推想出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张千帆教授，长期鼓吹西方宪政思潮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支持声援支持社会动乱分裂势力并曾在历史上亲身参与。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教授，长期鼓吹贩卖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意图引导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这些教授在北大却地位稳固甚至很受重用。贺卫方、张千帆问题暴露已久却迟迟得不到有效处理，张维迎当年一度还担任校长助理并主导北京大学制度改革，差点就上升为校级领导。试问，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唐立培同学即使弃港中文上北大，后果就真的会有所不同吗?

在义愤过后，平静下来想想，我们也许应该为唐立培爆出“支蛆”言论而感到庆幸。以唐立培的学历背景、智商水平、表演能力，如果不是这次因为“支蛆”言论广受关注并因此彻底暴露其两面人身份，如果唐立培能够顺利毕业回内地工作，相信他是有足够的能力成为掌握社会权力的那部分人的。如果不小心进入体制内并且学位隐忍慎言，日后身居高位也未尝不可能吧?但是假如唐立培这样的人掌握社会权力，如果他的这一套逆向种族主义的世界观真的有机会得到实施而不是止于与人吵架爆粗口，那将会对我们的国家产生多大的破坏性作用乃至助长颠覆性错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有著名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对照唐立培的表现看，钱老所言非虚，这种人早点暴露出来终究是好事。

白居易有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感叹当年以谦恭君子著称的王莽曾经骗过了所有人，直到后来篡汉自立新朝、在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之后才被世人看穿其伪君子的真面目。相较之下，我倒宁愿唐立培是在此刻爆出“支蛆”言论，并由此暴露出当前我国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香港教育氛围、意识形态领导力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引起我们的重视解决。万不要让唐立培式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与两面人继续隐藏混上高位造成巨大破坏性后果时才发现。

万幸!我们应当为唐立培的“支蛆”言论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