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绘制一幅社会平等在20世纪美国的曲线图，那么不平等的起落就大致呈现为一个巨大的U型，起始于一个镀金时代，而终结于另一个镀金时代，夹在其中的则是世纪中叶的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高登（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曾经把这一模型概括为“一段历史，两个五十年”。当20世纪拉开帷幕时，美国社会存在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但从1910年至1970年这多半个世纪，收入分配逐渐趋向于平等。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于其间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经济金字塔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平等化的势头仍不减当年，也就是在这段平等主义的周期内，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在克林顿港长大。

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马瑟（Douglas Massey）在总结这个时代时曾写道，“从1945年到1975年，新政期间所执行的结构调整已然生效，贫穷率稳步下落，社会成员的收入整体呈持续上升的态势，不平等也在逐渐回落，这就好像一场经济大涨潮到来，所有的船只都因水涨而船高。”

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穷人要比富人跑步前进得还快一些，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收入位于前1/5的富豪们，其年度收入的增长率大约为2.5%，而对于最后1/5的穷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为每年3%。

但好景不常在，自70年代初起，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平等化趋势开始逆转，刚开始时是缓慢的，但随后就以残酷的加速度继续进行。首当其冲的是处于收入金字塔之最底层的穷人，这场分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下层阶级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甩开了距离，但是到了80年代，新趋势是经济金字塔内的上层阶级开始遥遥领先，拉开了同所有其他人的距离，而自进入新世纪后，金字塔内的上层阶级再次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最顶端的凤毛麟角又更上一层楼，在上层阶级内部也是一马当先。

即便是考察美国社会主要种族之内部，从1967年到2011年，收入不平等也在以相同的加速度越演越烈，导致了种族内的两极分化，具体表现为有钱的白人、黑人和拉美人更有钱，而他们同族的穷人却每况愈下。统计自1979年至2005年这1/4个世纪，在调整了通货膨胀因素后，处在金字塔最底层1/5的美国家庭，其平均税后收入每年增长约900美元，而处于中间1/5的美国家庭，其年度增长为8700美元，至于金字塔最顶端1%的家庭，其税后年收入每年飙升达745000美元。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对经济收入的增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曾经指出，“从1980年至2012年，如果我们统计拥有大学学历的全职工作男性，这一群体的每小时工作所得，视乎所居住的地域，增长幅度从20%到56%不等，而其中受益最大的子集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高才生。

与此同期，统计仅高中毕业或者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劳动者，他们的实际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这一群体中间，高中毕业的男性下降了11%，而高中都没有读完的甚至下降了22%。”

当经济大衰退在2008年至2009年突如其来时，经济收入不平等的势头曾在短期内受到抑制，但好景不常，大衰退一过，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就重新抬头，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具体表现为：位于财富金字塔最顶层的富豪们越赚越多，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在收入上却停滞不前，甚至是每况愈下。

从2009年至2012年，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前1%的美国家庭，其收入增加了31%，而与此同时，对于余下99%的美国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动（增加不超过0.5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年间，不平等在美国社会如此一路高歌猛进，原因目前多有争议，但主流观点通常归结为以下因素——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随之高涨的“教育红利”、工会的衰退、绩效收入、社会规范的变动，以及后里根时代的公共政策（当然，不平等加剧的基本趋势始终处于进行时，共和党执政时是这样，民主党执政时亦复如此）。

任何一位严肃的观察者都不会质疑，美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间经历了大概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激化。事实上，美国的普通民众已然逐渐意识到不平等日渐加剧的问题，只是他们尚未能充分估量这一转变的程度和影响。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超级富豪和整个社会之间的收入鸿沟——近年来已经在公共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止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还反映在许多衡量福利的指标中，包括家庭财富、幸福指数，甚至是预期寿命。

若是以白人女性的死亡率为例，我们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的死亡率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期，那些连高中都不曾读完的白人女性，其死亡率却在上升，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两个群体在经济福利上日渐扩大的差距。

社会学家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无论是生活在70年代，还是现在（2012年），但现如今的穷人却要不幸得多。正因此，2012年的社会收入总体差距，要比20世纪70年代拉大了30%，这差距也就反映在幸福指数上。”

如图1-3所示，家庭财富也呈现出越拉越大的不平等。如果统计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家庭，即便是考虑到在大衰退中遭受的经济损失，这些家庭的资产净值自1989年至2013年还是增长了47%；与此同期，在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其资产净值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实际上缩水了17%。

父母的财富对社会流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笔财富相当于非正式的保险，允许孩子们承担起更多的生活风险，有机会寻求更丰厚的回报。例如，子女如果能从父母那里借到生活费用，那么他在找工作时就更有精挑细选的余地；反之，如果没有父母所提供的经济缓冲机制，他就必须抓住摆在面前的第一份工作。同样地，有钱人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读大学的巨额费用，而穷人家的孩子则要背负起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又会进一步限制大学毕业生所能做出的人生选择。

如果说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了焦点议题，那么与之相伴而生、但却鲜有人提及的还有一个社会现实：随着经济鸿沟不断拉大，美国社会出现了壁垒越来越森严的阶级隔离。

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富家子和穷孩子毗邻而居。他们一道上学校，放学后在一起玩耍，周末还要到教堂一起做礼拜，暗生情愫时甚至会彼此约会。当然，克林顿港并不是一个公社，孩子们还是各自继承了自家父母不同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

但是，无论小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有跨越阶级界线的朋友，有时候甚至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但现如今的美国社会已经大异于前，无论是在克林顿港，还是其他地方，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都局限在自身的社会经济圈子，很少可以接触到非我族类者。我们接下来将讨论阶级隔离在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展开，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四十年间，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基于阶级隔离的普遍分裂。

【本文节选自罗伯特·帕特南新书《我们的孩子》第一章：美国梦：幻象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