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结束时。

从高考临近开始，就不断有读者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从大历史和大战略的角度，也谈谈高考问题。故而，布热津斯基纪念特辑连载暂停一期，插播一期高考特辑。

说到高考，不能不谈科举。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科举，就无法深刻理解高考。进而什么应试、素质、新课标、学区房、高考移民……统统都是雾里看花。

科举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说清楚。

首先，科举是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其优胜者直接成为官员，算是一种比今日公务员考试还要高级别的政务员考试。

其次，科举是中国特色的代议制。

要知道，科举即便是年成最好的时候，有官可当者也是极少数。那些同样拥有科举身份的大多数去哪里了呢？这些人既没有当伯夷叔齐，也极少做黄巢、洪秀全，而是成为地方代表。维系中央与地方、民间与庙堂的沟通。也可以说，科举制是中国特色的考举代表制。关于这一点，何永佶先生论之最详。

最后，科举还是维系传统士大夫身份传承的重要载体。

因为农业文明时代没有科学理论和现代学术体系的支持，只能讲实践出真知、战争中学战争，注重的是实践历练，并不存在所谓通过教育获得的专业知识体系，和超越经验论的理论逻辑能力。故而，科举看重的从来不是实用性，而是强调人文素养与理想情怀的陶冶，包含着非常浓厚的准宗教色彩。强调“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殉道者心态。

※ 文天祥纪念馆前的文天祥塑像

正因为科举兼有这三大职能，所以科举要力保公平性，尤其要确保不同的地域都能有人参与到天下治理中来，但同时还要确保能通过残酷的淘汰制选出人中龙凤。这就是为什么科举制度要把全国划分为不同的考区，还要设置不同的录取准则，但同时又要等级森严（影响至今的状元文化就是其具体产物）。所以，科举可以让苏南浙北皖南独霸三鼎甲（状元、探花、榜眼）的百分之九十，但绝对不允许这个三角区独霸全国进士名额。

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一套制度，可以说是非常高效、公平地解决了官员与地方代表的选拔问题，还规避了豪门大族的特权化问题。算是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一大制度优势，也可以说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千年大计。

可是，进入工业化、全球化时代后，这一套就出问题了。

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漫长，资源有限，从而形成了一小撮识字精英治理一大群文盲的格局。但是，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展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治理难度越来越高，但寻常百姓的创造力、生产力、战斗力也越来越强。战争、工业化生产的动员需求、技能需求、纪律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国民教育、现代动员体制、立足国民的新选举制、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世俗教育，才会风起云涌。西方就是靠了这一连串的先机，称霸世界。日本同样靠了抓准关键点后的穷追猛赶，成为列强俱乐部中的东方后起之秀。

现代性生产、战斗、学习需要新的教育体系相匹配

在这风云激荡中，咱中国的科举本来是个多面手，但是因为环境剧变，就一夜之间成了个四不像。他的内容无法满足现代国家治理的需求，八股文也好，经学也好，诗文歌赋、策问论对也好，都无法面对现代科学体系和学术革命的冲击，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出现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同时发现的：“中国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他的身份更是尴尬，因为科举的存在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官本位权威，和森严的等级制，非常不利于现代国民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设。

同时发现科举弊端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科举如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1，放弃对人才选拔、认定的垄断地位，画出独立的国民教育空间，和现代学术体系发展空间；2，在前述基础上，将地方代表产生的方式由考举转化为选举；3，科举最后的保留价值就是严格的考官制度，和高远的民本情怀，为此就必须立足实用，大刀阔斧地改革考试内容，重新找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平衡点。

不幸的是，晚清从未认清事情的本质。结果，先是无所事事的半个世纪，接着就开始乱拆承重墙。

当慈禧、袁世凯、张之洞讨论晚清最剧烈的教改方案——立停科举时，却从未看清真正要保留的是什么，该废除的是什么，需要创新的又是什么。

※ 晚晴教改错建中国教育百年承重墙的三巨头

他们居然想当然地认为：

“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

“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

“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

换言之，在这帮教改大员的心中，原来现代化的学校制度，只是起到兼容科举的职能！这就相当于不是让刺刀结合步枪，而是锯掉原来长矛的矛尖，再在木杆上绑个刺刀！

不仅如此，还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所谓的“立宪”过程中将之合法化，让学部的一小撮官僚掌控教材编修、审核权，有资格进行学校和人才的定级。这与现代国民教育、学术体系建设的需求恰恰背道而驰。

至于他们之所以要用学校兼容科举，而不是用科举兼容学校，全是因为：

第一，科举的内容已经与八股文骨肉相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引入新的考试内容。

第二，洋人的新学堂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和定级模式。而科举的那一套秀才、举人很难与之接轨。

既然如此，干脆以洋为尊，我大清要做的，只是给洋文凭进行土定位。本来，在西方，专科、综合类大学，硕士、博士，并无等级、高下之别，只有选择、属性之不同。甚至白丁，亦有白丁的独特思维模式和贡献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成熟的用人机制，不仅要做到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平衡，还要做到有学历与无学历的平衡。

但到了大清，就必须分个三六九等，还要和官僚体系对接，看看专科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员，博士又授予什么级别的官员身份合适。哪些级别以上的官员，必须匹配哪些级别以上的文凭……

正是这次改革，定义了之后一百年内学校、学部、教纲的内涵与关系，在错误的位置了修了一堵百年有效期的承重墙。墙上写满了三个字：官本位。

从晚清到民国，之所以中国的教育发展的还可以，根本原因恰恰是天下大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真正落实晚清教改的错误设计。反而歪打正着。

可是，从长时段历史发展来看，也正是这种歪打正着，掩盖了问题的根本所在。无限推迟了对晚清教改错误的根本清算。不仅如此，民国时期虽然普通教育搞的有声有色，严格、高效的考官制度和官员培训体系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军事院校的建设，统统泛善可陈。

历史问题积压到今天，就为当代人的教改制造了沉重的压力。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遗留问题就是，科举时代的等级制，在今天的高考语境下，成了一种更加扭曲变态的出身歧视。这一点，在本该最自由的高校，反而最变态。招人，首先要看师承门第，不仅要看最终学历，还要看最初学历。学区房、高考移民、以洋为尊、读书无用论、大学生厌学症，又统统有何怪哉。

甩飞帽子的军人走上了战场，扔掉书本的学生去了哪里?

好在我中华广土众民，人口基数够大，基因强（人杰），风水好（地灵），而天才从来不受限于任何制度，或可以在考场上斩将搴旗，或不依靠硕导、博导照样野蛮生长。所以咱们中国，到目前为止，虽然教育存在承重墙不合理的历史遗留问题，总的来说，还能不断有强人涌现。根本原因就在于老祖宗留的家业够大，经得住错误与折腾。

但对普遍家庭、寻常学子而言，如何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前，找到不再焦虑的小民幸福，能够真正靠学习、学校改变命运，而不是永远只能去喝成功者变质的鸡汤，做独木桥下的时代分母。恰恰是纯粹的教育学者们难以帮助他们解决的难题。所以，才需要大战略的思维和大历史的视野。这也是一种野蛮生长，但却蕴含着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