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作为中国近10年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集，从播出第一集开始就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引起了海外诸多媒体的关注。CNN、BBC等多家境外知名媒体都对此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近日，纽约时报又专访了《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

周梅森是江苏徐州人，1978年，在做了4年煤矿工人后，他开始写作。周梅森1995年开始创作政治小说，这些作品里很容易找到中国官场的影射，比如《绝对权力》和《国家公诉》。2004年之后，他停止了与政治题材相关的写作，原因也许是迫于当局对于政治题材作品的限制。直到2017年，最高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范子文主动提出合作，周梅森时隔13年重新回到这个题材，完成了《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剧本。

在采访中周梅森坦承，《人民的名义》“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沙瑞金、侯亮平这类官员“在经历中都见到了不少”。周梅森还表示，“对中国反腐有信心”，“在反腐的路上，中共必将战胜腐败。”

以下为采访原文：

问：你当初写这部剧有预期到这部剧能这么受欢迎吗？

答：我预料到了这部剧会受欢迎，我没有意识到这部剧在年轻人中间也这么流行。

问：如何得到反腐的相关故事原型和信息，鉴于话题很敏感？

答：我觉得你们，尤其是海外媒体，都会有一些推测的成分在里面，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我和最高检合作，我仅仅在涉及到反贪的技术性问题时，我需要通过检察系统进行了解，包括监狱和看守所内的检察机制，因为我们中国的监狱里普遍设有驻所检察室，但是整个检察系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我的作品完全是我这七年来，通过公开报道的贪腐案件。你也可以获取，没有什么秘密材料。

问：《人民的名义》的制片公司中，除了传媒和影视公司外，还有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这样的官方机构，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与最高检察院这样的官方机构的合作？

答：范子文呢（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人民的名义》出品人——编注）。这个是在十几年前在中国爆发“非典”的时候，我们联手做了一个叫《国家公诉》的电视剧，因为拍摄这个电视剧遇到的困难非常多，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疫情，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所以说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他来动员我呢，我就答应他了。之前做过很多相关的东西，所以建立了一种相互的信任。

问：这部剧有同名的小说。创作过程是先有小说，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还是直接创作的电视剧剧本？

答：我近七年没有好好写过剧了，小说发表和剧本写作在之前的几年里都很困难，所以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摆在我的电脑里面，有的写了一大半，有的完成了一部分。但制片方来找我的时候，我是很有底气的，之前有长期的积累吧，也是在这些半成品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剧本。

问：《人民的名义》中有很多反应现实政治环境的例子，比如剧中人物赵瑞龙逃到香港后居住的“三季酒店”，也叫”望北楼“，有很多观众说这和现实中香港某酒店非常吻合；还有剧中的一个叫《镜鉴周刊》的杂志也有很强的现实映射。你在创作时，这些元素是取材于真实生活吗？

答：我对自己这部作品的要求就是，它必须面对真实的政治生态、真实的社会场景。像比如说你提到的香港的《镜鉴周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中国大陆不能说的事情在香港可以，长期以来就形成一个现象：大陆的消息出口转内销；或者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出口转内销的途径影响国内政治。这种现象都存在，我不回避。故事中出现的三季酒店，是一个我自己虚构的东西，有些人对它进行一些推测，我个人一概不予承认。我不想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问：有人说剧中的三个好人易学习、沙瑞金、侯亮平，连在一起就是让人有所联想，你在给人物起名子的时候有预先的想法这么起名字吗？

答：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没有这种处心积虑的做法，这个完全是巧合。这么说吧，我怎么给剧中人物起名呢？过去有电话号码簿，翻到谁就是谁，现在会翻翻辞典，总而言之绝对没有在起名字上费心思。

问：那么，你是怎样塑造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的，有没有什么现实原型依据？

答：像沙瑞金这种人物啊，是我塑造的几种官员的类型之一；还有一种是李达康、高育良又是一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我认为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主流的官员类型。像沙瑞金这种官员在我的经历中见到了不少，他是一个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这么一种政治力量。李达康这种类型代表了中国近35年来改革开放、开疆扩土、改变中国面貌的主流干部的形象。这一群干部里边，他们的长处非常明显，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发展成果当中有他们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他们的奋斗，才有了今天强盛的中国，但是他的毛病也非常明显，这些干部权力不用接受监督。他们总会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因此呢，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旦他权力使用得过界了，或者决策判断出现严重的错误，就会对一个地方带来很大的灾难。第三种干部就是高育良这种干部，表面上看很仁慈，给人感觉最像官员，面带微笑，不讲政治伦理，像李达康这种干部很讲政治伦理，像高育良是没有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他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政客吧。

问：根据你的分类，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剧中这三类官员在现实中对应的一些中国的政府官员？

答：对不起，我不能，我的确和很多官员非常熟悉，但是我写的小说，小说并没有针对哪一个官员。

问：有很多观众在剧情逐渐深入后，更加喜欢反派角色祁同伟，认为他出身贫寒，自己奋斗到省公安厅长的职位，为权力左右，身不由己，对他产生同情；相反，评论中有很多声音，认为侯亮平这个绝对的正面核心角色太过脸谱化、太平面、不够真实，你怎么看这些评价？你在创作这两个人物时，是否联系过你自己的经历？剧中人物是如何和你的真实经历相互连结的？

答：侯亮平这种检察官，我本人也有遇到过很多，中国的检察系统有一大批侯亮平这样的中青年检察官，非常阳光。祁同伟是一种真实，侯亮平也是一种真实，在塑造侯亮平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还没有给他设置一个家庭背景，他还遭到了很多诟病，我把他写成底层出身大家会觉得他不真实，把他设置成一个官员家里的孩子，大家又会说他是官二代，所以我没有给他设置一个家庭背景。可是这样呢，就给大家的感觉是，他特别没有根。

祁同伟这个人物，说良心话，就像我自己，我就是14岁在一个偏远的矿区挖煤，经过自己的奋斗我成功地成为了一个作家，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能体察到祁同伟的那种经历的艰辛。这个人物我在塑造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创造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奇迹，我在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是老百日子过得最安心的年代。同时这个时期充满了纠葛，充满了矛盾。突然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这个社会形态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他们的阶层基本上固化了，而中国不行，中国呢，这一代人的奋斗可能影响到它未来几代人的阶层和地位。祁同伟深深知道这一点，当年的我也深深知道这一点。因此他才会比《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里面的于连更真实。所以他才会选择去杀人，因为你阻挡他阻挡的不是他一个人的上升道路，你可能毁掉的是他未来几代人的幸福。

这个戏阴暗面不少，但是光明面也很多。老革命陈岩石，他就是一个一生有信仰，他是我人生中认识的几个人综合在一起塑造的形象。

问：你希望观众在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能从这部剧当中获得些什么？

答：我这个作品里不是只有一线光明，而是充满了光明。我的作品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我要告诉人民坚定对反腐的信心。不要认为反腐是假的，搞不下去的。腐败不是民主国家就不存在，也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你看民主国家，像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其实腐败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尤其新加坡，它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极其清廉。我对中国的反腐是有信心的。随着下一步，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我这部作品一方面写出了大量的阴暗的东西，但是恰恰相反，我要给观众信心，在反腐的路上，中共必将战胜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