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土改和农业集体化，私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被消灭，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被消灭。从此，农民再也不会因为自身人口的增加而被迫承担逐代上升的地租。从此，再也没有哪个个人能够通过让别人租佃他的土地来获取远远高于工商业的资本回报率。社会资本不再无限制地流入地主的腰包，而是被国家投入社会公共事业或国有企业，或者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乡镇企业。

一、何谓土改

所谓土改，就是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强制无偿没收或者强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买其土地，并无偿或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分配给没有土地或土地极少的自耕农。

虽然提起土改，大家普遍想到的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组织的土改，但是土改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利。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北朝鲜和北越以外，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地区已组织过土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在台湾组织过土改。“蒋介石来台后即由陈诚主持1953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使地主各以土地一部分价让与佃农。实与强迫交接无甚出入。”([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23页)在二战中战败的日本也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了土改。 

二、土改的原因 

在二战以后，无论是采取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北朝鲜、越南、中国大陆，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湾、日本，都进行了土改。可见土改并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特产，而是整个东亚在二战之后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各地土改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所谓解放农村的劳动力，就是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个合法而安全的去处。

以日本和台湾为例。美国占领军要对日本进行土改的基本动机，就是认为因为土地兼并造成了大批生活非常困苦的贫困农民。在旧日本帝国，这些农民的主要出路就是参军，通过当兵打仗积累军功出人头地。因此才形成了一个必须专门从事对外侵略来获取利益的武装集团，并对周边各国造成了巨大灾难。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占领军的策略就是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使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样这些农民就不会天天琢磨着去当兵打仗了。

台湾的情况也是类似。一方面固然有孙中山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的原因，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仍然希望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陆的贫农、佃农、雇农生活过于困苦，所以容易被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所蛊惑煽动，起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并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要想在台湾避免出现这种结局，就应该抢在共产党之前进行土改，改善农民生活处境，这样这些农民就不会天天琢磨着去斩木揭竿了。

三、中国大陆土改的背景

然而大陆的土改却很不一样，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上述原因。大陆的土改意义在于打破了王朝周期律，并将中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化国家奠定了基础。而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不仅仅束缚着农村的劳动力，还束缚着本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的资本。经过土改之后，这些资本可以被用于工商业发展，而不必在被束缚在农田之上。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土改不仅仅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还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一）王朝周期律

要解释这里面的原因，就得先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周期律”现象。所谓王朝周期律现象，就是指几乎每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一片生机盎然，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样子;然后过了几百年，不知怎么的，农民造反的群体性事件就开始多了起来，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各种内忧外患，直到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旧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王朝建立;再然后新的王朝又开始重复前一个王朝已经发生过的上述进程，直到被下一个新的王朝取代;如此循环往复。

历史上对王朝周期律现象曾经有过各种解释，比如每个王朝都有自己若干年的气数，气数已尽，则无人能够回天等等。古代人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也有的人认为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套制度能够运转良好。但是那套制度是为了应付各种危机而建立的，随着承平日久，那些制度因为长期没有危机，逐渐就开始不被人所遵守。然后有朝一日危机出现时，这个制度体系却已经完全崩坏，无法再保卫这个王朝，王朝也就灭亡了。比如钱穆先生就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

但是其实这里面归根结底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现象——供求关系——在起作用。王朝更替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战争和破坏，很多人口消失。新建立的王朝往往面临着人少地多的局面。因为人少地多，对佃农的需求比较旺盛，土地租佃的市场就是佃农方市场。如果地主把地租提得很高，就不容易招到佃农前来耕种。因此王朝初创时的地租往往较低，普通农民所要承担的剥削也就较低，农民的生活就会相对富足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王朝初创的时候，会展现出一幅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然后随着人民不断繁衍，人口不断增加，人少地多的局面逐渐逆转。而同时还有土地兼并在推波助澜。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土地会逐渐集中到少部分地主手里。而农民这边人数越来越多，土地却越来越少。于是原先的佃农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了地主方市场。想要租佃的佃农很多，但是提供租佃土地的地主人数却少。此时如果佃农不接受一个非常高的地租，他可能就没有地可以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可以把地租提得非常高，而农民也就不得不接受。

于是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所受的剥削越来越残酷，收成的大部分都交给了地主。总有一天，农民会忍无可忍，就会有陈胜吴广，有“乞活军”。他们未必会成为推翻前一个王朝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却足以在没完没了的军事镇压中，耗尽王朝的国库;或者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产生尾大不掉的军阀，从而动摇王朝的根基。就这样，在丧失大量人口之后，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建立，并开始重复下一轮王朝周期的循环。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地主出租土地——农民耕种土地并交纳地租的生产关系作为囊括整个国家大多数人口的主流生产关系。如果这层生产关系没有打破，随着不可避免的农民人口增加，地租会变得越来越高，总有一天会高出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第二就是土地私有并且其所有权可以自由流转。这个原因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的趋势。只要土地是私有的，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流转，土地便不可避免地会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这会大大加速地租飙升的进程。因此，不打破地主农民的这层生产关系，不打破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所有制，王朝周期律就会不可避免地一再上演。

（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资本

除了造成王朝周期律外，中国传统的“地主——农民”农村土地生产关系还会造成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那就是资本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无法从农村中解放出来，投入工商业发展。

这可以从旧中国的一个有趣现象谈起，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封建性”。从晚清到民国，不少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识之士，成为了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有趣的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兼地主和资本家双重身份，并且舍不得放弃农村的土地。还有很多人，在通过成功经营工商业获取利润之后，又用这些利润返回农村购置大量土地，重新回去当地主。换句话说，就是总是不愿安安心心当资本家，总想着回农村当地主才是最终归宿：

“民族企业在资本的周转中，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资金转为工业资本，又把由资本主义剥削所得的利润转而进行封建剥削。这种现象在上层民族资本家中间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绪二十二年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为例。他们的当过县官的父亲已置田二百亩，他们都以军功得道员官衔，并任过税务商务官员，他们集股二十四万元创办了业勤纱厂，后以他们的母亲名义“足成千亩庄屋一区”。又如张謇本是大地主，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后，又办了个通海垦牧公司，从事种植棉花。这个垦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给小农耕种，实行封建地租剥削。”(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5章第4节)

这种现象曾经让一些历史学家感到费解，对此他们的解释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脱胎于地主阶级，所以从心理上还是没有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其实这并不是心理上的依赖，而是源自理性的经济计算。因为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王朝周期律当中旧王朝末期的现象：土地逐渐集中，农民人口众多，所以地租可以开得非常高。这就导致当地主的资本回报率要高于当资本家的资本回报率。更不用说土地作为投资对象的安全性也要远远高于工商业的动产。工厂可能被炸毁，机器可能出故障，货币可能被抢走。但是农田这种不动产，却无论刮风下雨水旱灾害乃至兵连祸结，都始终在同一个地方，不会灭失。所以那些在工商业上获取利润的人，转而将资本投向农村的土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一个国家的民间资本将被长期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而不会投入工商业。工商业就永远发展不起来。工商业发展不起来，则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无处可去，也只能继续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国家也就无法找到有突破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年复一年地重复已经重复过很多遍的故事，最终被在工商业方面找到突破性增长点的西方列强所超越。台湾土改的时候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剥夺地主的土地之后，给地主的补偿里包括一些工商业的优惠(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当于半威逼半利诱地让地主去改行从事工商业。

四、从土改到集体土地所有制——中华民族的万世之利

中国大陆最初实施的土改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临时性措施。关键就在于它只是分配了土地，而没有限制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即最初的土改，仅仅是将农村恢复到一个王朝周期律刚开始时的耕者有其田的状态，但是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防止王朝周期律的重演。这和台湾的土改有着根本的区别。台湾的土改除了强制收取地主的土地之外，还立法限制了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土地面积。就这层意义来说，台湾的土改比大陆的土改要更为彻底。所以不意外的是，大陆在土改完成之后，农村很快就重新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旧的地主被打倒了，新的地主却要产生了。

除此之外，中国大陆农村当时面临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分散的小农生产力太低，无法集中力量来提高生产力。本来是出于提高生产力的考虑，开始在农村推行变工互助。后来发现农民集体的力量确实要超过个人的力量。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动员，农民可以集中起来兴修水利，其结果使得全体农民都受益。而这些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是无法实现的。在提高产量的强大诱惑下，中共在农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集体化运动。

这个可能最初动机十分单纯(增加产量)的举措，事实上却是个开天辟地之举。此举彻底终结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王朝周期律，永久性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永久性扭转了国内资本被牢牢束缚在农田上的被动局面;为中国发展民族工商业，摆脱农业国地位，步入工业化时代，真正实现自强求富，奠定了最关键的基础。

通过土改和农业集体化，私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被消灭，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被消灭。从此，农民再也不会因为自身人口的增加而被迫承担逐代上升的地租。从此，再也没有哪个个人能够通过让别人租佃他的土地来获取远远高于工商业的资本回报率。社会资本不再无限制地流入地主的腰包，而是被国家投入社会公共事业或国有企业，或者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乡镇企业。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资本终于可以不再被农业所吸引，而是转投入了工商业，逐渐形成了直到今天的工业增长大趋势。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卫星上天，蛟龙入海，高铁遍布，大运翱翔，南洋造岛，海军下饺，均拜当日土改+农业集体化所赐。

说土改和紧随其后的农业集体化，令中华民族子子孙孙得其万世之利，不为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