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武训传》的批判

　　现在多数人已经不记得六十七年前有一部叫做《武训传》的电影了，这部电影是由孙瑜导演，赵丹、黄宗英主演，讲的是一个叫做武训的人，行乞办义学的故事。武训是清朝末期山东省堂邑县的一名乞丐，出身贫寒，因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以行乞的方式讨资兴学，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免受富人欺压，过上好日子。他乞讨三十年，到他五十岁时办起了三所义学。武训的行乞兴学受到了清廷的赞扬，光绪帝颁付“建坊施表”。武训死后被尊为“义乞”、“乞圣”。

　　这部电影是孙瑜1944年夏经教育家陶行知送给的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受到感动而开始筹拍，到1947年因资金枯竭而停止拍摄，1948年昆仑影业公司购得拍片权后，1950年完成了拍摄。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脑在中南海观看了影片，称赞“很有教育意义”。随后在全国公映数月，出现了好评如潮的盛况。但盛况之下急剧反转，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主要指出了三个最核心的根本性问题：

　　一是对武训其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二是对《武训传》电影，“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三是对于共产党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武训传》从中南海审片开始，到热映数月，从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人到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都没有从现象看到本质，都只看到了“穷孩子也要读书”的简单一面，看不到“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为什么人读书”的深层次一面。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级人民政权都在大兴“扫盲识字”运动，好像《武训传》这部电影的确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这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出现盛况的时代背景。但是毛主席不愧是党的领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他才能从这部电影中看到根本性问题。社论直指要害，尤其对党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具体的问题上，就丧失了革命性，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让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搞革命，不是要搞照旧的那一套，搞成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彻底推翻几千年来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将工农群众从几千年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里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该怎么样建立这个社会制度，却不是容易的事情。革命成功了，很多革命者和跟随革命的人，以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成功了，目的就达到了，正如后来有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但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只是从阶级的存在上被消灭了，而其思想并没有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动消灭，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形态还继续存留在人们的头脑里，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如果不从思想上时刻注意这个问题，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就不能从人们的脑子里清除掉，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就会受到抵制，即使在得到翻身解放的工农身上——“自古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建立。

　　暴风骤雨式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很多共产党员在形式上是容易接受的，打打杀杀来得痛快和干脆，而一进入和平，暴风骤雨式的形式不再存在，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旧思想旧认识就来支配在新政权里的行动了，如果不能警惕旧思想旧认识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侵蚀破坏性，不仅新社会不能崭新建立，而且有可能将共产党人曾无限追求向往的新社会搞成一个与被自己推翻的旧社会相差不多的社会，真如此，革命就毫无意义，无非仅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武训传》所宣传的就是这样。还不能说导演孙瑜是有意而为，也不能说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乐于接受这样的电影，只能说刚刚脱离旧中国的人们，其思想认识上还是旧的，对于旧社会里能为穷孩子着想的武训还是赞扬的，孙瑜就是为武训的行为感动了，群众就是被武训为穷孩子着想而感动了——看！共产党革命是为穷人，武训办义学也是为穷人，都是为穷人啊！——这正是武训所能迷惑人的地方。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者的敏锐性，就很容易被迷惑，甚至将武训式的人物也引为同志了，把共产党作为“武训事业”的继承人了。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英明领袖，他没有被表象所迷惑，而直接一针见血地洞穿了问题的实质：

　　“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武训办义学，最后得到了清廷的褒奖，建祠立传，殊荣不浅。一个乞丐，为什么能得到清廷的褒奖？可见，清廷是比平民百姓看得清楚，武训是在有意无意地为统治者培养最忠心的奴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被地主阶级用文化压制着，文化是统治者的专利，如鲁迅所言：“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 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同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于底层的民众，是不施以“礼”的，对于统治者而言，黎民百姓只是草芥一般的存在。

　　共产党革命彻底解放了工农大众，从最底层翻身第一次做起了主人，但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解放之初，由于工农认识上的局限，还只能是从形式上得到了革命的成果，并不能从如何保住这份成果上有深的认识，更感受不到旧思想旧文化对这份成果有着怎样的侵害，就极容易被如武训这样的历史故事所感动所迷惑，看不清武训办义学本质上的立场在哪里（其实应当说武训本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了清廷统治者一边），不加以对《武训传》批判，就会使人们顺着武训的路子“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有了赞扬武训的群众，有了赞扬《武训传》的党员，该怎样看待共产党的革命和历史上的农民斗争？就成了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归结到现实，新的人民政权该怎样建立？而对于革命的共产党，真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了。作为党的领袖，难道可以听之任之袖手旁观而不加以批判吗？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不仅从制度上推翻旧的，而且必须从思想和文化上在批判旧的基础上用马列主义思想建立起新的，才能彻底地建立和巩固起来，而在这个进程中，抑旧扬新则必不可少。

　　可以说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开始到七十年代末，旧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压制，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已普遍在广大人们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公德，其中雷锋精神是代表性的典型（雷锋精神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了周恩来总理的题词之中）。

　　二、《软埋》的终结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四十年，我们国家的重心转入单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不能否认，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样不能否认，思想上放松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少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单从经济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经济逐渐被私有制经济取代，到当前只剩下几十个大型国有经济企业，八成以上的经济体是私有经济。经济所有制决定了其中人们的思想，而同时在政治上，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了，新旧思想也不再分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不再区别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配合，旧社会里的很多东西又看起来顺眼了，对旧思想旧文化又开始怀恋了，而对短暂形成的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看怎么像是异类和对原来思想和文化的大破坏，是大逆不道。

　　在如此看待的人群中，最可悲的是被解放和翻身的工农群众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子孙们，是最忘本的，而另一群人，曾经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们，却做的比他们好，没有忘本，没有忘记祖上曾经的阔过，在旧思想旧文化又吃香了的这些年里，怀念起了自己祖上曾经的幸福和美好。而中断祖上的幸福和美好的，恰恰是那二三十年“罪恶”的一段，其中最“罪恶”的就有土改。

　　土改使亿万农民从地主的土地制度上解放出来，对亿万农民获益最大，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基础，但对于地主阶级而言，却是抽心之痛，再无曾经的幸福美好。旧思想旧文化又吃香了，被打倒的地主子孙们不可能不再怀念爷爷的好日子，而对打碎好日子的共产党不能不仇恨起来。这便有了《软埋》这部小说。

　　《软埋》不是第一部怀念地主好日子，为地主翻案，翻土改案的文学作品，这是在几十年不间断的某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环境中走到今天所出现的作品，而且一出现，就获得了路遥文学奖，还得到一些主流官方媒体的大力推崇。不得不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里，一部反中国共产党反中国革命的小说得到褒奖，总是一件历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例的奇事奇闻，“宽容”到不仅不批判了，而还要褒奖，或者装聋作哑，可见“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了。

　　奇事奇闻不算奇，必是其中在闹鬼。这个鬼就从我们淡化马列主义、从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教育、放弃阶级和阶级斗争那时起开始冒出来了。

　　没有批错的《武训传》，1986年4月29日，《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为武训和《武训传》平反了。武训和《武训传》的平反，我们一路丢失了政治上的敏锐性，对出现的虚无历史、丑化党的历史、污蔑革命正义性的大小言行都看做了是自由的多元化，给了翻历史案的温床，已不止是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共产党，而是投降，一些号称共产党的党员主动站进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了。有了这股势力，地主们的孝子贤孙们要为爷爷们的“苦难”招魂，出个《软埋》还会奇怪吗？

　　《软埋》得到很多人褒奖的同时，也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批判，这是一群坚守共产党政治操行的正义者。土改是站在了中国革命历史正义的最高峰，无论翻案的势力多大，终究都将是徒劳的。《软埋》的停印和下架是必然的。对《软埋》的批判，不是如《武训传》起于党的领袖，而是起于底层党员和群众。

　　正是有众多维护党和革命正义性、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底层党员和群众，中国就即使趔趄也还会走在人民共和国前行之路上，对于出现的虚无历史、翻革命案的就永远不能得逞，因为早已有一大批党员群众从领袖批《武训传》的社论开始学到了火眼金睛的本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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