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母舰——大国走向世界的佩剑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
2017年4月26日,这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日子。
上午9时许,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国人终于迎来来国产航母的下水。
倘若要找一个公众的话题、政府的议题及学者的课题“三题合一”的交叉点,那么,航母或许就是较合适的一个。自1923年世界第一艘真正意义的航母——日本“凤翔”号——成功试航以来,无数公众、政要及学者屡屡谈及它,其中,两个政治人物对航母的评价流传最广。
其一是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由于看到核武器无坚不摧的巨大威力,这位前苏共总书记在20世纪50年代不由感慨道:“在核时代,航空母舰就是茫茫大海上‘浮动的活棺材’。”如果依照赫鲁晓夫对航母命运所下的这一判决书,如今它早已应该是睡在军事博物馆里了,但为何全球诸国今天仍在纷纷酝酿“航母梦”呢?原因就在于赫鲁晓夫不仅低估了航母自身的防护力,而且高估了人类挥舞核大棒的勇气。特别是由于核武器的“相互确保摧毁”威力,既使一个国家有能力使他国航母葬身海底,也鲜有政治家敢拉起核大战的帷幕。
与赫鲁晓夫对航母的悲观态度相反,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对航母大加赞赏,他评价说:“航空母舰就是国际政治不锈的笔尖,我们总靠它来书写国家意志。”的确,据说当美国利益受到侵犯时,美国总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哪里有美国大兵的踪迹,哪里就有航母游弋的身影。
就这样,“棺材”与“笔尖”成了人们谈论航母时常用的两个隐喻。其实,航母还有第三种存在,它就是大国“佩剑”——一种国家强盛的象征、符号或标志。
1909年,法国发明家克莱门特·艾德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军事飞行》的专著,他想象了在军舰上驾驶飞机的可行性,甚至还设想了一个由宽敞平坦的起降甲板、升降机、岛式上层建筑、机库及高速前行的舰体构成的海上作战平台,这其实就是航母的概念构想。从艾德尔首次向世人描绘飞机与军舰结合的迷人图景开始,人类在航母探索之路上开始了狂奔:1910年11月14日,业余飞行员尤金·伊利驾驶“柯蒂斯”式飞机第一次从美国海军“伯明翰”号巡洋舰飞上蓝天;1911年1月18日,同样是这位极富冒险精神的飞行员架机在“宾夕法尼亚”号军舰上实现了首次成功降落。这意义非同寻常的一起一落,为航空母舰正式走上战场赢得了通行证。一战爆发后,一些海军强国刚刚列装不久的航母,便纷纷“披挂上阵”,在激烈的海空大战中崭露头角。二战中,被各海上列强奉为圭臬的战列舰,虽继续凭借“巨炮厚甲”顽强地抱残守旧,但最终还是在与航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二战末期,航母已登上了“海上霸主”的宝座。
也就在航母从“概念构想”跃迁为“海上霸主”的短短30多年间,一个航母梦开始在中国人心中扎根。
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往欧洲学习的陈绍宽,参加了三场英国海军对德作战,血与火交织的战争让他深切体悟到中国军事落后的同时,一个航母梦也在这位年轻军官的心灵深处埋下。1945年8月,已升任国民党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与军政部部长陈诚一起论证了一个旨在研制航母的《海军分防计划》,准备在10年内造出两艘中国航母。然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随着大规模内战的爆发,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航母梦瞬间烟消云散。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航母计划,但迫于科技与经济实力,皆无法实施。1987年3月31日,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再提航母之事。从陈绍宽到刘华清,20世纪的中国人一直在渴望这个航母梦。
终于,在2009年3月2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在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会谈时公开表示:“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这是我国军方高层对航母问题的首次表态,一时间,网络军事发烧友们开始奔走呼号,有人为中国航母起名字,也有人表示愿意为中国航母捐款,中国航母就犹如烈酒一样,它开始让国人兴奋不已。的确,对于一个百年前咀嚼过甲午海战惨败之痛楚的民族,如今终于打造出了自己的“海上堡垒”,这是中国人的海图腾,是绵延了近百年的一个梦。
近年来,围绕航母在未来战争中的价值出现一些争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前段时间曾刊文称,航空母舰特别是美国航母近来在媒体上成为众矢之的。在各国纷纷压缩防务预算的时代,裁减这类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
航母时代真的如美军所言要终结了吗?这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毕竟,从技术角度来看,一种先进武器从诞生就意味着要被另一种先进武器替代或击败。
事实上,宣告航母时代的终结还为时尚早。因为,无论在局部战争行动中还是大国博弈中,航空母舰的战略支援作用和威慑符号价值尚无可替代,甚至派遣航母介入已成了某些大国耀武扬威的惯用手段。不过,武器的进化永远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在人类军事史上,航母从其投入实战开始,就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硬伤,这也是世界武器发展的普遍逻辑。
这些硬伤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目标巨大,较难通过隐身技术降低可探测性。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机场,自身是没有作战能力的。因此,航母要想真正形成战斗力必须以航母编队的形式投入战场。整个航母编队通常由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和后勤舰艇组成,一般有7至11艘船只。如此规模庞大的编队带来的是各种信号特征的组合放大,相当于为对方提供了一个天然靶场。
二是建造、使用、维护成本高。一艘9万吨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按照研制时期1982财年的预算,假设其服役30年,整个全寿命周期内的费用高达468亿美元。而2013年下水的“福特”号航母,单单造价就比“尼米兹”级高出3倍,其全寿命周期费用预计将超过2500亿美元。
三是网络化信息链路容易遭到攻击。由于航母编队作战协同的需要,航空母舰还担负着指挥整个编队的任务,对信息系统十分依赖。在目前信息传输高度依赖卫星网络的情况下,打击航母编队赖以运转的空基信息系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致盲整个编队,从而瘫痪其战斗力。
外媒刊文中列举航母所受的威胁主要有两种,一是针对航母的武器越来越多;二是航母如果远离反舰武器攻击范围,舰载机也无法发挥作用。那么,这些问题真的不能克服吗?
其实,先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是针对航母的武器变多了,而是航母作为大型舰船,就有许多武器针对其,早在二战时,围绕航母的攻防对抗就进行过。军事技术发展的规律之一就是矛盾攻防转换,因此,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航母平台与攻击武器都变得强大了,这也是军事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抗航母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就是“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从理论上讲,利用弹道导弹从空中垂直打击航母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反制手段。但在现实中,此法也不得不面对反导武器拦截、精确制导困难、航母迅速机动等重重难题。因此,航母的生存威胁虽然存在,但并非无解。目前,一个航母编队的攻击范围很难超过反舰弹道导弹的打击射程,这需要航母编队在进入反舰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时倍加小心。是否远离海岸取决于航母编队指挥官愿意为作战行动冒多大的风险。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远离海岸也并非航母自保的万全之策。
当然,从航母本身来讲,舰载机种类的丰富已经能为航母提供一定的信息保障和火力保障,而信息保障则对整个航母编队的生存和战斗力发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整个航母编队来讲,每艘舰艇都担负各自的任务,包括防空、反舰、反潜、侦测、制导、保障等,以确保航母本身的安全和整个编队战斗力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客观地看待航母面对的种种威胁,而非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
不过,在航母这一武器概念萌芽阶段,军事科学家们就已经在思考和解决航母的生存问题了。随着海上矛与盾的博弈不断推进,针对航母的武器有了进步,航母的生存也有了更多的保障手段。从军事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今天的航母已不仅仅是一个战争工具,它还承载着战略符号意义。
从克林顿之抒写国际政治的“笔尖”到如今大国的“佩剑”,航母今天俨然是一个国家强盛的符号、大国地位的象征。
在我国首艘自主研制的航母水下之际,有无数的理由为中国航母欢呼,它必将激励我们在强军梦的征途上,更加阔步前行!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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