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是现实历史的，还是理性抽象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四评于幼军、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点击：作者：潇湘农夫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4-24 14: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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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走出于幼军先生的生产力思想和他的所谓“唯物史观”，又不得不跟随他走进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伊甸园。据他说，他的这个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真谛。于是我们的于幼军先生在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时，有如初恋的少女，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发现这一理论还要激动：

　　“他（马克思）笑着对恩格斯说：“你在论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后提出：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要‘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性’。你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又指出：未来要把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兵器如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我觉得这一观点是认识把握共产主义社会的关键。”（第一卷第229页）

　　马克思笑了笑说：“我想，在《宣言》中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230页）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探求、奋斗的思想和实践的主题，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未来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特征和核心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全过程中各个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标，当然，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同上第230页）

　　自然，于幼军先生为他重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发现而激动不已。可是，激动的心情还未平复，由于于幼军先生的另一个“现实历史”的发现，让于幼军怒发冲冠、气愤不已：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后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不少人不少时候忘记了、忽视了或偏离了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甚至是混淆了目标与手段及具体方式途径等，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训！”（同上第231页）

　　这样的状况确实叫于幼军先生气愤不已：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并且似乎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理应成为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标”。可是，号称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却将“祖训”当成儿戏，自觉不自觉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不是“忘记、忽视或偏离”，就是“混淆”、“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给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的教训”！至于哪些人，以及“哪些人”中的哪几个人“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那么多的“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训”，于幼军先生没有说，我想斯大林和毛泽东自然是自然之数，在劫难逃，因为斯大林在世时就被他的敌人辱骂为“独裁”、“暴君”、“法西斯”，死后尸骨未寒就被他的继承人咒骂为“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混蛋”、“白痴”、“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中共中央：《关于斯大林问题》）因为毛泽东的境遇也与斯大林相仿佛：生前被他的公敌辱骂，死后尸骨未寒就被他创造的党宣布为犯了“严重错误”，这个“严重错误”自然涵盖违背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的错误，何况于幼军先生对毛泽东人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那样的痛心疾首、咬牙切齿，以为是“错误的理论，荒唐的实践”呢！

　　但是，我们的于幼军先生本来是前提论者和条件论者——他在“消灭私有制”这一共产主义第一步上不知絮絮叨叨、不厌其烦讲了多少前提和条件，唯独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就不怎么讲“现实历史”的前提和条件了。讲是讲的，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瞧瞧！只是“有所不同”而已！但他似乎又根本不讲。因为于幼军先生在写作该书时，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重新取得绝对优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他要“不战而胜”谁呢？自然是共产主义。弗兰西斯.福山则更进一步代表西方世界宣布“历史已经终结”。“终结”于谁呢？明白无误，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哪里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抑或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虽然有过一些“忽视”“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但绝没有“忘记”“混淆”的问题，并且总的说来是践行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赌咒发誓时说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更主要的是将自己的誓言化作了自己的行动；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奋斗目标的，更主要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熔铸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整个过程中的。因此，我们还是奉劝于幼军先生不要“气愤不已”，因为待我们走进马克思和恩格斯、走进那些共产党人，尤其是走进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心灵和奋斗的历史，我们看到该“气愤不已”的不是于先生，该“气愤不已”的，倒是被于先生所谴责的那些人们！

　　一、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

　　正像于幼军先生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这个思想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是因为它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坚实的基石之上。

　　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之上的。人对“人”的认识，或者说像哲学家的命题：

　　“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漫长的长征。人类诞生已经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也已经几千年了，可是在人类社会很长的时间内，人不过是“从天堂降落到人间”的那些神仙、上帝、菩萨的映象。即使是到了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仍然不过是一个叫“彼得”的人是“人”的镜子，费尔巴哈的“只能把人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

　　这代表了资产阶级对“人”认识的最高水平。真正把人—“人”的本质剖析透切了的是马克思，他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短短一句话就概括了人的本质：人不仅是现实活动的“个人”，更是人与家庭、宗族、氏族、民族、国家等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群体。就像那个著名的孤岛上的“人”鲁滨逊一样，他孤零零的一个，可他决定在孤岛上要活下去以后，马上就进入了“文明世界”，开始了记账和生产活动。当他俘获了“星期五”后，更便马上役使起“星期五”来。因此，人作为现实中的人，他们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人劳动的能力即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它是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与更高生产方式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与那种超历史的所谓理性抽象的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风马牛不相及。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是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许多内容，但主要是指个人的劳动能力即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将之表述为：“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等；

　　恩格斯认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其次，就是个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和发展；再其次，就是个人的文化和精神的解放和发展。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社会全面人员的发展。社会全部成员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理想，更是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恩格斯更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认为，“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

　　因此，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社会全体成员是由社会中的所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每一个人”即一切人的集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一方面，社会是人的社会，全部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离开个人的活动，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人，任何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社会和个人是辨证统一着的两个方面，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同时又用自己的活动创造和改变着社会。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的发展水平上，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相联，因而人的发展必然具有相对性。马克思因而据此勾勒出了三个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的不同状况。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统一的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目的本身，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和本质。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完善的一个根本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还表明，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矛盾的自然历史过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心和根本。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仍然不是中心，不是本位，相反，社会仍然是中心，是本位，在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仍然要把社会摆在第一位。

　　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服从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与更高级生产方式建立的统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神的旨意，更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只能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私有制，并创造了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由于旧式分工的束缚，广大劳动阶级只能作为剥削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获得片面、畸形的发展。只有既拥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又废除私有制，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在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了天才的猜想，他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三卷第12页）

　　因此，只有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更高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现实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决不是一个超历史的理性抽象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谁要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他事实上已经滚到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已经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

　　二、毛泽东是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业的典范

　　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业是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在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业中，不是没有失误和错误，譬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生的反右扩大化错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但全面地看、历史地看，这些错误不过是日月之蚀、白璧微瑕，毛泽东不愧为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业的典范。

　　（一）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只有将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人民民主，才有资格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一盘散沙，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民重新组织了起来，从而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让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尊严；是毛泽东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在西藏实行的民主改革，它使西藏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枷锁，一下子就实现了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千年的跨越，这一世界上最壮丽的人权事业怎么估价它的意义都不为过，怎么估价它对百万农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和推动作用都不为过。

　　毛泽东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不仅让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而且让中国人民逐步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不仅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对中国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这一状况，实际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方面，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全体成员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全体成员的体力和智力、政治和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完成了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的飞跃，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的飞跃，从积弱积贫到初步繁荣富强的飞跃，从文盲中国到中等文化中国的飞跃，从几乎什么都不能造到几乎什么都能造的飞跃。

　　最值得中国社会引以为豪的是，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了震古烁今、气吞山河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这些精神，主要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的共同特点就是：信仰坚定、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顾全大局、精诚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科学理性、“三老四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大力协同、勇攀高峰。这些精神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熔铸的。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大的推进了是中国社会全体人员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业。

　　正如张全景同志指出的：“毛泽东改造了世界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一切有良知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所公认的。那一时期，毛泽东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是风清气正民心顺，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干群关系融洽情同鱼水，干部下乡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基本上没有贫富差距。196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4，1978年为0.2。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为人所不齿。社会纯洁，嫖娼卖淫一词从词典中消失；人心纯净，学雷锋做好事形成了浓厚的氛围。整个社会诚信度高，公信力强，人际关系好，假冒伪劣产品几乎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居民不知道防盗门为何物。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全世界最低。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社会秩序最好的国家。我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但增强了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产生的强大凝聚力，而且国民经济也飞速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49年-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增长7.78倍。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了2.69倍；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水平明显提高;科技和国防建设，取得了5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张全景：《毛泽东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

　　（三）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中国个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毫无疑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同样毫无疑问，个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还是人的体力和智力、政治和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

　　毛泽东时代，极大地推进了个人的人的自由全面事业。中国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人，王进喜、赵梦桃、郝建秀、时传祥、张秉贵、郭凤莲等就是中国人这种“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中国人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人，陈永贵、吴桂贤、王进喜、李瑞环等就是中国人这种“政治发展”的典型代表；中国人成了文化建设的主人，高玉宝、曲波、浩然、柳青等就是中国人这种“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国普通人成就的“中国精神”。张思德、雷锋等为代表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张思德、雷锋都不过是普通的战士，可是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既平凡又伟大的事业，用汗水和生命谱写了最伟岸的共产主义凯歌。毛泽东从他们身上提炼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是中国个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托体同山阿，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三、于幼军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我们没有见到于幼军先生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正面诠释，但于幼军先生在对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阐述，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中，我们分明掀起了于幼军先生“柏杜莎”的头，看清了于幼军先生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面目。

　　（一）曲解共产主义，为他的个人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鸣锣开道。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关于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共产主义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消灭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更还是一种理想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国家消亡，而代之以社会的管理机构，等等。

　　但是，含义明确的共产主义概念，在于幼军先生那里，却悄悄起了变化，

　　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第一卷第230页）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于先生，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你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作了科学的论述。既然你都知道，连想到，你的消灭私有制要以是否以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判断，你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自由主义的；不是历史现实具体的，而是真理之光照耀下的超历史抽象的；不是个人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对立统一的，而是基本否认社会性却又充满个人主义的，说到底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因此，我们说于幼军先生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冤枉，帽子不大不小，带着正好合适。

　　（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绝对化，虚无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尤其是虚无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的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但是于幼军的问题，不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是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而在于他拿着这把比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只短那么一点儿——所谓“有所不同”而已就是这个意思！——的尺子，到处去量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尤其是艰苦卓绝、苦难辉煌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前所述，在他这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子量度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是一团漆黑，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简直是错得不能再错的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于幼军先生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的曲解和歪解，它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骨子里却是自由主义的“绝对精神”。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