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国时期处在中国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过渡期中，许多新事物传入中国不久，各门学科还在形成中，研究者在研究中较易领风气之先，成为某个学科的开创者。“百废待兴”，也就较易“成名成家”。而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民国时期的学科建设处在转型期中，学科发展并不成熟，学术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局限性，而且这些成果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其实并不多。“高估”民国学术的看法，不少实为网络中的浮夸言论。盲目夸大民国学术的发展，甚至美化民国的方方面面，反映的或者是猎奇之心，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不仅不利于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对社会的历史认知也有负面影响，不利于正确而科学的历史观的养成。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汪朝光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杨  瑞

《长沙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薛其林】

近年来，民国学术受到学界和传媒追捧，一股“民国学术热”悄然兴起。应当说，民国学术确有其独到的成就和相应的历史地位，但在弄清楚其主要成就和学术史定位之前，不必急于颂扬。研究西方则倾心于西方，研究民国则倾心于民国，是缺乏自主思考的表现，也会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学术及社会现实的把握与展望能力。如何看待“民国学术热”？如何定位民国学术？本报记者对话相关专家学者。

1“民国学术热”的由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出现的所谓“民国学术热”，主要表现是什么？

汪朝光：近些年来，民国学术史研究得到了很多关注。相较于过往研究对民国学术的“低看”而言，近些年来的研究，对民国学术又有了不少“高看”之语。民国似乎成了“大师”辈出、“名作”丛集的时代，有了似乎难以企及的“范儿”，有了“黄金时代”之谓。而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性，本来一些严肃的研究，却也被加以“标题党”式的喧闹，脱离了研究者的本意，又不乏泡沫化的浮夸表述，其真实的价值往往也会大打折扣。

薛其林：所谓“民国学术热”，表现为大量民国时期的著述、民国名人传记出版，大量有关民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部分学术界人士明显表现出对民国学术的热衷和倾心；大量民国名人故事、轶事为媒体追捧传播，民众对民国的历史和人物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关注度。由此引发了对民国学术乃至民国一切事物的盲目称颂。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现这种热捧的原因何在？

薛其林：“民国学术热”背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客观事实层面而言，民国学术确是一个“富矿”，无论是研究西方学术，还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人，都能在民国学术这桌“盛宴”中找到丰富的“食材”，获得心灵的启迪，甚或心理的共鸣。

其二，学人的怀旧心理。当今部分学者在过度功利化之后，经历了浮躁、焦虑、无序和茫然，滋生了自卑情感和怀旧心理，因而顺势回到民国学术，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仰慕和称颂。研究民国以至倾心民国，跳不出来，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三，是古非今的传统学术习惯。中国学术界有一种逃避现实和是古非今的传统习惯，从春秋诸子对“三代”的溢美，如孔子因痛心于“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发出“吾从周”的呐喊，到康有为的“素王改制”，无一不是是古非今，好古蔑今。

2民国学术的转型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时期是学术的裂变期，在您看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有哪些特征？

薛其林：我认为民国学术最主要的特色有二：一是兼采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二是确立了新的学术范式。

就融合创新而言，基于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民国学术呈现出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融合而成的科学实证方法。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既为传统考据学注入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实验科学“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是方法论上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创新；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在各自学术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相契合，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原则在民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沿着政治、学术两个方向发展和深化。三是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融合而成的义理阐释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兼取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与富于实践色彩的中国义理学的长处，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四是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的新的直觉方法。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现代新儒学扬波而起，他们借鉴西方柏格森创化论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来阐述中国的道德哲学，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和体悟。在上述四种主流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科学实证方法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范式转换又体现在哪里？

薛其林：就学术范式而言，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立。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是新话语模式的确立。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发起的文学革命，从工具理性出发，以白话文这一新形式来灌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容；倡导文学革命来建立“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白话文不仅带动了新的文学创作，而且为学术研究与写作带来了新话语。

二是新思维模式的确立。民国时期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对科学的崇拜和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两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和完美理论的倾向，促使人们去建立科学历史观来研究哲学问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

三是新学术精神的确立。民国时期，学术上确立了怀疑和实证两种精神。由康有为开启端绪的“疑经”，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上、致思上的疏导和升华，发展而为顾颉刚的“疑古”，怀疑精神达到高潮。同时，西方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实验主义经严复、胡适等人的引进，在五四时期蔚成风气。一切“心成之说”都要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严密验证。

四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这是此一时期学术上最为显著与深刻的更新。尤其是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后，即参与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大讨论、大论战。经过诘难和论战，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进行了系统有力的批判，充分彰显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特点，并逐渐取得学术上的话语主导权，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雏形。学术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拓出了新的学术视野，奠定了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展示了新的学术气象和风格，并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冯友兰、顾颉刚、陶希圣、罗尔纲、吴晗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信奉唯物史观并以之从事学术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在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的学术奇观，当时政治上、学术上都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这种历史观的真意义是不可埋没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不是人为主观拔高的，也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在相对开放争鸣的学术环境中，经由多次论战和多重挑战脱颖而出，才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同。然而，当前追捧“民国范”的人，往往不提唯物史观在民国时期的巨大影响，这是非常片面的。

3民国学术的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时期的学术虽然有一些首创性的成果，但很多方面仍不成熟。民国学术的局限性主要有哪些体现？

汪朝光：时人所论的民国学术及其“大师”，绝大多数出自人文学科，且多半是专治中国传统经史文哲学问的人文学科，较少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为什么？这是当时动荡不宁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学术研究需要持续而稳定、能够让学者潜心其中的社会环境，需要经费和资源的投入，但民国时期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匮乏的时代，学者很难得到这样的环境。因此，他们产出的研究成果多半只能局限在更依赖于个人创见和悟性、依赖于本土文化素养乃至于语言的人文科学，而很难兼及需要更多投入和集体协作的社会科学。相较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那时不具备发展的条件。这是民国学术发展的先天不足和短腿之处。因为这样的不足和短腿，再来谈什么民国学术的“黄金时代”，确有其高估之处。

再者，因为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以及各种条件的欠缺，即便是人文科学研究，其已有成果的取得较其应有成果的取得也不能不打折扣。以历史研究为例，中国的历史学素称发达，历朝历代延续修史传统，形成“二十四史”，这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但“二十四史”形成时间长达两千余年，版本不一，没有标点，缺乏注释，为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不少困扰。为“二十四史”作点校本可称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但这样的工程在民国时期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提上日程。直到1949年以后，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20余年而最终完成，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顾先生民国年间即以《古史辨》而成名，然其对中国史学最重要的贡献完成在新中国时期。由此而论，民国学术在事关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建设方面也有明显欠缺。

杨瑞：许多被广为称道的民国学术成果也有明显不足。第一，总体看，民国学术处于从晚清以降的移植域外知识到创造本土知识的转换过渡时期中，这就决定了此时初步确立的现代学术框架体系较为粗疏，存在简单模仿域外的情形，以至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远未达到精详赅备、体大思精之境；学术研究虽然起步，但还不够深入精致，还未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如在中国哲学史构建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削足适履、曲解附会之偏向。

第二，民国是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开创及奠基时期，但这个过程无疑是在对“西方崇拜”的推波助澜之下展开的，亦有过于推崇和迷信西方的片面性。这也导致传统学术路向日益边缘化而难以进入主流学术圈。打着“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旗号、以“科学”的手段“整理国故”的诸君，亦不免有矫枉过正、破坏历史记忆之失。

第三，社会科学在整个学科和学术体系上几乎全盘从域外引入，学术研究路径亦“竞慕西化”，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中国自身问题反不重视，导致中国问题意识不足，难言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更遑论建立起“中国的学问”。以现代法学为例，自晚清始，主要通过日本的管道引介大陆法学派的理论和知识，及至民国转从美英等国引入普通法学派的知识和理论，后又转向欧洲大陆法学派服膺社会法学。无论学派如何转换，但从课堂教学到学术研究，从司法实践到法律实务均以外国法为中心，存在以西方法理简单比附、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反不得其法的情形。

第四，中国近代史等学科领域研究刚刚起步，无论学科体系还是学术研究均较为幼稚浅显，且受政治和现实等外在的因素影响较大。仅以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为例，虽然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范式，但诚如沈渭滨教授所言，该书“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学术有多重缺陷，被媒体热捧的民国学人又有哪些弱点？

薛其林：平心而论，许多民国学人学贯中西，但鉴于时势巨变，并非个个都能够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评判，难免凭一己好恶和心理共鸣，而取简单的“拿来主义”之态度。民国学术中不乏未经咀嚼、消化的舶来品，也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有观其一点、不计其余，难免误解误读的情形，既有体大不精者，也有固执一隅者，所谓“一地散钱”说，正反映了分散、零乱的民国学术实况。

4审慎定位和评价民国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史角度出发，怎样给民国学术一个恰当的定位？

汪朝光：民国时期处在中国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过渡期中，许多新事物传入中国不久，各门学科还在形成中，研究者在研究中较易领风气之先，成为某个学科的开创者。“百废待兴”，也就较易“成名成家”。而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民国时期的学科建设处在转型期中，学科发展并不成熟，学术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局限性，而且这些成果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其实并不多。

我们今天评价民国学术，应该本着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方法，肯定其成绩，也认识其不足，而不必妄自菲薄、厚古薄今，甚而哗众取宠、人云亦云，认为今不如昔。其实，严肃的民国学术史研究者都能秉持学术的立场，以求实的态度评价民国学术的发展及其地位。“高估”民国学术的看法，不少实为网络中的浮夸言论。盲目夸大民国学术的发展，甚至美化民国的方方面面，反映的或者是猎奇之心，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不仅不利于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对社会的历史认知也有负面影响，不利于正确而科学的历史观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