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浮躁，走出喧嚣，我走进湖北谷城历史的深处。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谷城在当今并不出名。然而，就是这个不出名的谷城，却曾有着加速372年前的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

　　谷城，地处鄂西北，位于汉水中游西南岸。汉水绕城而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谷城处在一个奇特的地理位置上：莽莽岷巴大山逶迤而来，其余脉到了谷城却戛然而止，滔滔汉江从谷城这里把大地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样，在谷城西、南、北即是绵延起伏的巍巍群山，而东面却是鄂豫的江汉平原和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

　　谷城因其地理位置所处，是中国西部通往中原之古山道要冲，它控川陕，扼襄荆，瞰中原，历来都是军事要地，自古以来烽火连年，兵连祸结，人们饱受金革之患。

　　在谷城的历史上，这里曾多次爆发过农民战争。在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最为惊天动地的却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在谷城重树义旗，举兵反明。谷城，是上演推翻明王朝这部恢宏历史剧的重要舞台。现在只要翻开“闯王”李自成当年率领农民军转战鄂豫陕等地的军事地图，必然少不了谷城，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和张献忠在这里举行了永载史册的“双雄会”。

　　今天，我满怀崇敬、忧悒和希冀的心情，来叩问谷城，阅读这座古城，触摸她那辉煌而又充满沧桑的历史。

　　明朝后期，统治了中国达270多年的明王朝，其朝政出现了极其腐败的政局。一方面，从上层大权人物到基层官吏，大多正事不理，贪财成风，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另一方面，以农业、农民为主的明王朝在后期，农民赋税深重，收不敷出，致使大批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弃地流向城市谋生，导致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还有的农民在当地铲富济贫，拉帮结伙，一呼百应。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形势不稳，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正是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时期，农民暴动风起云涌。1629年底，农民出生、受尽苦难的李自成，在他23岁时率众起义，1636年时被拥戴为“闯王”。从此，这个“闯王”金戈铁马，率领农民起义军前仆后继要推翻腐败的明王朝。

　　1638年10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陕西潼关南原被明军包围，因寡不敌众，起义军殊死搏斗，李自成在妻女皆失、身边仅剩十八人、全军覆灭的困境中冲出重围，潜藏到位于谷城西部的商洛大山中，收集旧部，蓄积力量。李自成为图东山再起，他要争取一直在谷城发展的“八大王”张献忠，联手抗击明军，推翻明王朝。

　　1638年，张献忠袭南阳被左良玉击败。为保存实力，他转移到谷城诈降，受明朝官衔，屯驻谷城，扩充兵马。

　　谷城，是张献忠养兵的天然营地。谷城背靠武当，与李自成藏身的商洛山山山相连。谷城前面是汉江，既是天然屏障，又可水陆并进。谷城又与李自成首次称王的所在地襄京（即现今湖北襄阳）仅隔70余公里，所以张献忠一直屯兵谷城。

　　1638年冬月，李自成在不知道张献忠降明真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约定来年端午节前后同时起事。此次谷城之行，李自成称之为“天下大局，决于此行”。

　　“双雄”相聚之后，身在谷城、眼观天下的张献忠果不食言，于1639年5月6日重树义旗，起兵反明。张献忠在谷城再次起义，加速了灭明的步伐。谷城，是明王朝覆灭的“加油站”。在当时，半个中国都被张献忠谷城重新起义一事所震惊。这就是著名的“双雄会”。

　　谷城，如今已成为“双雄会”的旧址，我在这里沉重地寻觅这两位英雄的行迹。虽然李自成的足迹早已被风霜磨灭，张献忠的铁戟也早已被岁月销蚀，但留下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城中旧事，却历尽了风雨沧桑。我仿佛又听到了从古城深处传来了张献忠再次起义反明的呐喊，眼前又重现了农民军战士手上的刀光。虽然这是377年时的风云，但三百多年并不太远。

　　李自成自谷城“双雄”相会之后，他领导的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针对农民赋税苛重，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这是一个使他深受人民拥戴的纲领。“均田”就是人人都有田地种，募民垦田，“免粮”则是减免赋税，耕者有其粮。与此同时，李自成又出台政策，号召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认田耕种，颁发土地证，一切钱粮按原额只征一半，农民军所到之地区，一年内不征收钱粮等等。这些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到处传唱着“吃他粮，穿他粮，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正是这些政策，深得民心，受到人民拥护，李自成才得以在1643年3月把谷城附近的襄阳改为襄京，草创了中央政权，首次正式称为“新顺王”，为建立“大顺”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谷城，是李自成及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命运大转折的地方。6年后，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3月19日上午攻占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历经1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摧毁了明王朝，李自成也黄衣称朕了。谷城，这座历史古城，伴随着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叱咤风云而载入史册。

　　可惜的是，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陶醉于胜利之中，李自成也在称皇称帝中昏昏然，对明军残存势力和关外满族陈兵不予警惕，明将吴三桂率部投降了满清贵族后屠杀农民军两万多人，再加之李自成深居宫中，对起义军在城内抢劫民财、奸淫民女等丧失民心的行为又浑然不觉，一些将领滋生了腐化享乐思想而使军纪上下涣散，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李自成在损失惨重、遭受重创、又失民心的情况下，只好率军撤出北京。从此，李自成再也未能踏进北京城内一步。1645年9月，这位曾率部百余万众、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民团乡勇打死，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

　　中年蒙难，伟业夭折，天地同悲！

　　李自成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不幸！

　　可是，在距李自成牺牲后的304年，也有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率领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之时，却想到了李自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在距今67年进入北京城时不禁感慨万千，但他又十分清醒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一天是1949年3月23日，25日他正式进入北平，半年后的9月21日入住中南海。这一年，毛泽东56岁。为此，他在进京前的3月5日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啊！实践证明，从他在1927年9月9日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开始到他在1976年9月9日辞世，在他49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及在其中27年的和平时期，始终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与他人不同之所在。

　　今天，我行走在当年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同在谷城走过的古老街道上，走进谷城历史的深处，不禁令我遥思和遐想。李自成当年创业何其艰辛而能胜利，关键就是上下同心，仁义百姓，救亡图存，皆忧患也；而取得政权后却“其亡也忽焉”，实乃不能居安思危所致，皆因腐败也！

　　李自成当年进京时，的确还有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和对北京虎视眈眈的满清陈兵，但毛泽东当年进京时，全国也有不少国民党军的残存势力（同时在全国也还有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地方反动势力），但毛泽东却能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又是一个真正安邦定国者的与众不同之所在。

　　我们知道，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这是自然法则，然死于安乐，又往往是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生于忧患，大到治国，皆同此理。有无忧患意识，乃兴亡之根本，正如古人告诫的那样“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骄奢淫逸，日陵月替。李自成悲剧的祸根是腐败，腐败是蚀国之蛀虫，历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很多朝代的衰亡，无不因此矣 。

　　今天，在谷城这个鄂西北的历史古镇上，我心怀殷忧，追想当年李自成在谷城“双雄”聚首时的鸿鹄之志而最终却以昙花一现而告终，这真是痛失初心者，闯王也！此时此刻，我站在古城边眺望不舍昼夜而逝的汉水，虽然时过境迁，但一想到当年张献忠饮马汉江，全力相助闯王，而闯王却辜负了他们的盟言，痛失初生政权，不禁令我唏嘘不已。

　　殷鉴不远，彰往察来。当今，我们不仅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更要有深邃的战略思想。有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就能洞察眼前的缤纷世事而洞察古往今来；有了深邃的战略思想，就能理智地思考眼前的斑斓社会而思索治国安邦之策。古人云：“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实乃金玉良言！

　　啊，千载同道，万年同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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