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本来该是春暖花开的日子，谁曾想突然来了个“倒春寒”。刚消停没几天的党校教授王长江突然蹦了出来，一脸严肃的大谈什么“防左”经，很是大煞风景。也让广大党员群众一脸疑惑，不是说好离职养老了吗?怎么又像打了鸡血般披挂上阵了。

　　但是，王“教授”虽然嘴里喊着“防左”，心里恐怕还有别的“碎碎念”呢。早就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王长江这次跳出来显然是冲着党的十九大来的，企图干扰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王教授在采访中说：“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 “‘左’就是僵化、保守”

　　啧啧，这就是长期混迹于顶级党校，长期担任党建教研室负责人的理论水平，真不如俺们院里扫地的大妈。也就难怪忘王“教授”只会在课堂上讲讲荤段子了。

　　当然，王长江的段子可不是博取一乐放松精神，背后都是有着极其险恶用心的。下面不妨回顾几段王“教授”课堂上授课的“精彩”内容：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的对手全打下去了，包括林彪。谁也没敢，没人敢跟他较量啊，对吧，叱咤风云。够可以了吧?但是到这时候，毛泽东老人家说出话来，反倒不是那么自信了。你看怎么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给他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那我死后，能不能得三七开啊?我看我得不了三七开，我呀，我能得个四六开就算不错了。弄不好四六开都没有，五五开。

　　你(指毛泽东)搞了将近三十年，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运动一个接着运动，结果老百姓的温饱都没解决，咋回事?”

　　“因为写日记本身是政治进步的一种表现。哎怎么就成了政治进步呢，这当然就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了，对吧，说得最直白一点，那就是因为雷锋“叔叔”写了日记嘛，对吧。(以故意调笑的语气)雷锋叔叔，他是和平时期的英雄人物，对吧，我们得老老实实承认，和平时期的英雄人物，你形象再高大，也高大不过战争时期，没办法，和平时期，你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你又不能像黄继光一样去堵枪眼，那多壮烈，对不对，你也不能像董存瑞一样举着炸药包，为了新中国~前进!好家伙，那形象，闪闪发光，(以故意调笑的语气)对吧，你做的全都是特别不起眼的事情，对吧，全都是平凡的工作，所以确实是这么回事，对吧，雷锋也一样，但是雷锋他写了日记啊，对吧，哎，等到他牺牲之后，把日记一公布出来，哎呦，可了不得了，大家一看，啊，闹半天这么平凡的工作岗位，能做出这么不平凡的业绩啊!这人太伟大了，这人太高尚了，这人太纯洁，这人太无私了，哎呦全国人民都感动，对吧，毛泽东那儿也跟着一感动，然后大笔一挥，向雷锋同志学习，你看看，咱不就学上了吗，对吧。

　　哎，你想想，那当时我作为一个小青年，什么事儿都不懂，你让我学雷锋，天天得学，怎么学啊?我想来想去就两件事，第一，我天天上街转悠去，为什么要转悠啊，哎，我在街上转悠啊，我看见万一有人摔倒，我把他扶起来，这不就学雷锋吗，对吧，所以老盼着人摔倒，这一点倒是比咱们现在好，现在你摔倒了都不敢扶，当时还盼着你摔倒，你摔倒我就去扶你，这不就学雷锋吗，对吧。有的时候转悠一天，也没人摔倒，那怎么办，没关系啊，我捡起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你看看，这是学雷锋，大大小小全算。好，这就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写日记。为什么要写日记，那当然写了，对吧，平常可能看着没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儿，万一有一天哪，咱不幸牺牲了，哎被发现了，哎呦，咱不就成了英雄了吗，对吧，你瞧瞧，就这心态，在那写日记，你那个日记能不先进吗?”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

　　也只能简单摘抄几句话了，因为王教授“著作等身”，实在是摘不完啊。

　　本来已经罢职闲赋在家王长江这次如“猛张飞”一般高调杀出来“防左”，势头凶猛的很呢。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备而来，带足了武器弹药的，目标自然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煽风点火、制造混乱。

　　接下来王“教授”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还有什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大谈“防左”

　　2017-03-07 14:34:00  来源：财新网  作者：萧辉

　　【财新网】(记者 萧辉 实习记者 孙良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他提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案。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王长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来指导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他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反腐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慎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

　　财新记者：今年你提交了什么提案?

　　王长江：我提交了一大一小两个提案，小的提案是建议放开车检站点，把车检完全推向市场化，出发点是约束行政权力，转变政府职能。大的提案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这个提案看似有点空，但非常紧迫。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矛盾，社会意识裂痕加深，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明显对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创新不够，政治学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改革在浅水区，很多问题被绕过去了，但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的问题不得不碰，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

　　财新记者：理论创新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推动理论创新?

　　王长江：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当人们被这种大帽子吓唬住时，理论创新就很难向前迈步。理论创新要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决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

　　财新记者：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过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谋求改革共识”。你怎么看?

　　王长江：首先我们要理清“左”与“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进的政治观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观念。而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说到“右”就是激进。邓小平同志说的“左”与“右”的观念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实际中，“左”“右”变了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观点在现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全面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制度是突破口

　　财新记者：今年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你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王长江：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当出现问题时，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还是用理论来套实践?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我们坚持邓小平的这一路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顺应经济发展的创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没有跟上来。经济发展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而政治学理论则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两者发生激烈矛盾，导致社会共识淡薄，阻碍了改革进程。

　　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前在浅水区，有些问题可以绕过去，但现在面对的是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没办法绕过去。到底是顺应市场的逻辑，去改变行政体制中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还是改不动的就不改了?我认为必须“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它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改革体制，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遇到的困难很大，但即使困难很大，我们也要往前走，这就是改革攻坚战，要敢于啃硬骨头。

　　财新记者：全面深化改革，你认为应该有哪些突破口?

　　王长江：在经济领域，首先要明晰产权制度，到底用一种什么观念看待产权。过去强调更多的是要个人服从集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少了“神圣”二字，就可以看出差距。产权的观念在逐渐转变，逐渐顺应市场经济的逻辑。第二是法治，大家应该达成一种默契，一旦出现矛盾必须服从法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平正义。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比如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如何选举、决策、监督。民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之后会对民主起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果要用民主来固定住。民主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但民主是大家选择的结果，风险由大家来承担，制度风险也就降低了。如果民主长期滞后，会导致经济发展变形，比如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用民主制度来固定，导致财富分配出现问题，有权者就会捞取更多利益，形成权贵资本。我们怎样防止这种陷阱?民主制度是良药。

　　财新记者：距离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还有四年，你怎么看待改革进程?

　　王长江：按照目前的改革势头，2020年的目标肯定能实现。我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四个全面”的题中之义。过去我们更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应该把老百姓的认同度加入考量，财富分配均衡不均衡，是否公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改革形势和反腐之间的关系?

　　王长江：反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反腐为改革提供保障和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种观点说反腐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很荒谬，在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一些不那么洁静的东西，但如果说改革是靠腐败来支撑的，这种改革迟早会变形。从长远来看，反腐肯定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财新记者：对于现在的反腐形势，民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种认为反腐打击面过大，担心超出可控范围。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形势?

　　王长江：这与我们所处的反腐阶段有关系，反腐正处于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过程中。治标就是矛头对着腐败者，谁滥用权力，就处理谁。但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在，腐败者就不会绝。治本就是理顺权力之间的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我们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打消人们的疑虑，就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制度需要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发挥的作用有限。比如禁止官员经商，怎么样能发现官员在经商?这就要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一旦发现官员经商，又有什么惩戒措施?制度之间要彼此连接起来，协同发挥作用。

　　财新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反腐败使得一些官员不作为，产生“庸官”，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长江：我去一些地方调研，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过去是“胡作为”，现在是“不作为”。“不作为”并非反腐必然带来的，这是制度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不能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就会出现从“胡作为”到“不作为”。应该有顶层设计统筹规范各个因素。

　　财新记者：今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你如何展望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的走向?

　　王长江：王岐山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反腐力度不减，对反腐保持高压态势。这种态度是对的，但在方式上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关注人，而更重视制度建设，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老百姓关注打了多少只“大老虎”，出了多少涉案上亿元的贪官，这种数额是触目惊心的，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我们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前提下，更注重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上加强监督，防止出现巨贪。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解决之道在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监督应该是多源的，有上面对下面的监督，也有下面对上面的监督，有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有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有党内监督，也有党外监督。我国的政治现实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够。我们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强调纪委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做法是根据我国权力结构来推进的，非常正确。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应该是多元的，才能保证反腐朝着健康的方向走。

　　过去在反腐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注重程序上合法。比如对于有问题的干部，纪委先审查，涉及到犯罪的移交司法，这个思路是对的。

　　原题：王长江委员：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