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警惕将王琪回国炒成另一个“集结号”故事

点击：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微信编发发布时间:2017-02-19 11:30:40

滞留印度54年的老兵王琪回国了，我们祝他生活平静，晚年幸福。

但是，有些人想把他炒作成另一个《集结号》的悲情故事——2007年，冯小刚拍摄的电影《集结号》，成为当时垄断话语权的自由派公知及南方系媒体丑化解放军和共产党的一个由头——说什么“一个国家，怎样对待战俘，怎样对待士兵遗骸、怎样对待失踪者，这都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人在做，天在看”之类不三不四的话，我们就应该警惕了。

这不是多疑，而是这些年来，有些人真的是擅长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都变成推墙的契机。

中国对印度的自卫反击作战，是1962年11月22日零时结束的，王琪是1963年元旦走失的，这意味着王琪的失踪和作战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既非战俘，也非战场失踪者。

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军方对战俘是非常重视的。2003年还有两位被印度长期扣留的战俘马胜龙和杨家仑回国，当时有军委派代表到首都机场迎接，并马上由成都军区派医疗组将两人接回四川（都是四川人）送入荣军院。

从目前的报道看，王琪回国却只有外交部人士陪同，军方代表没有出面。如果后续没有军方出面对王琪的军籍和待遇问题有正式说法的话，我认为军方的调查结论应该就是擅自离队后走失，而不是他自己说的请假外出后再迷路——他自称请了假，但是他的班长明确表示他没有请假，他至少是重大违纪。

当过兵的人都明白，战士请假外出，至少要两人以上同行，而且要携带连队值班首长签发的外出证。据王琪老人自述，他是单独请假外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考虑到他们部队驻地紧靠中印边境，战争又刚刚结束，附近也没有可供购物消费的集市，连队居然会准许他到苦寒的荒山野岭漫无目的游逛？这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他在当时就被找回来的话，恐怕是要受处分的。只是时间相隔久远，也没有叛变投敌的事实，因此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就军方来说，是不会给他英雄结论和待遇的，否则的话还谈什么严肃纪律？

军方目前的沉默，就是对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兵的最大温情。

当然要按照程序，我还是认为他应该先向部队报道，然后由部队给予处理或不处理的决定，把整个事件了结了再回家。不过要真这样，有可能要开军事法庭。

下面是我为《集结号》写的影评——

郭松民 |《集结号》：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

解放军？就这造型？鬼子不像鬼子，国军不像国军？

看了好莱坞电影《父辈的旗帜》，我们就知道谷子地的造型是怎么来的了。

有人说，《集结号》是冯小刚最好的电影，冯小刚也以此自傲，尽管对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的冯氏风格来说，《集结号》绝对是个异类。

当然，他有充分的理由自傲，因为对“只在乎市场”的冯导来说，市场给了他超过两亿票房，这是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纪录，足以让他在电影圈里傲视群雄。而更妙的是，《集结号》还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喝彩，“主旋律”的桂冠和“真实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性”的赞誉一起飞来，《集结号》真的是“集结”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就没有一点问题么？我看不见得。

从别处“剪贴”来的战争

这么说，倒并不仅是因为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是由韩国烟火效果师制作的，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汉江平原或奥哈马海滩；也不仅是因为片中的军人会一反解放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作风，居然在街道中间打着美式手语搞所谓搜索前进，愚蠢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更不是因为他们的装备和钢盔看起来更像海豹突击队或SWAT而不像“中原野战军”——这些小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说它是“剪贴”的战争，是因为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948年的中国黄淮平原时，我们找不到一场谷子地和“九连”所经历的战争。

淮海战役蒋军完败，高级将领或者被俘，或者被击毙。

导致“九连”全体阵亡的那场战斗，给人的感觉是主力部队逃跑得非常仓皇，仓皇到了脱险后还不敢通知掩护部队撤退的程度。但翻开战史我们就能够发现，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淮海战役是以“共军”的完胜和“国军”的完败而告结束的。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国军”先后被分割包围在碾庄、双堆集、徐州、陈官庄等几个孤立地带，完全丧失了战役主动权。“共军”在整个战役中所进行的所有阻击战斗，包括为围歼黄伯韬兵团而进行的最为惨烈的徐东阻击战，都是以“国军”的最后溃败而告结束的。

当然，电影不必和历史一模一样，但也不能和历史截然相反，一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子虚乌有的电影，又如何能够取得真正撼人心魄的力量呢?

听到集结号才能撤退，就更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了，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军事常识的错误。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交代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会同时规定撤退的时间，因为他完全可以判断出主力需要多长时间能撤到安全地带。而担任阻击任务的指挥员，则只要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可以下令撤退。

用集结号来通知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撤退，在战场上怎么操作呢？待主力撤退到安全地区后再派号兵回来吹集结号吗？号兵没有飞毛腿，往返需要两倍的时间，那不是黄瓜菜都凉完了吗？如果号兵负伤或者牺牲呢？那就眼看着掩护部队被敌人全歼吗？还有，战场上敌我双方近在咫尺，掩护部队能听到集结号，敌军也可以听得到，这不是通知敌军“趁势掩杀”，咬住我军不放吗？

“集结号”只存在于《集结号》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的战争中，更不存在于“共军”的作战条令中，这就是结论。

但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团长蓄意要把“九连”推向死路。

在战争中，为全局的胜利而牺牲某一个局部，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对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员来说，牺牲局部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他追求的目标，完成任务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才是符合逻辑的，否则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人愿意在这位指挥员手下冲锋陷阵。

但在《集结号》中，让“九连”全部战死似乎正的团长想要的，任务是什么反倒不清楚了。他把九连放到敌人进攻的正面，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下达了听不到号声就绝对不许撤退的死命令。但他好象就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吹这个号，不论战局发展的情况如何，也不管任务完成的情况如何，这从他在战前，一反常态地给了谷子地一条大黄龙香烟就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什么样的军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让敌人全歼作为作战目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军队吗？“九连”不是一个能打硬仗的英雄连队吗？团长和谷子地不是“第八区”硕果仅存的老战友吗？他为什么要故意置谷子地和九连于死地？他们两人之间难道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令人费解。

在任何一支能够正常运转的军队中，部属总是相信上级不会无缘无故地牺牲自己的，不会把牺牲自己作为直接的作战目标，牺牲总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决定——没有了这种信任，任何军队都会土崩瓦解。

“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是靠不住的”——这是许多观众走出影院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很难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是这样一支“靠不住”的军队，因为这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无数国内外强敌而最终席卷全国的。

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是灾难？

且看评论文章“《集结号》重申珍惜和平”里的画龙点睛之笔：

《集结号》表达了一种新的战争观。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均是两败俱伤。战败方固然要蒙受羞辱，战胜方也一定伤痕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所谓的“战争胜利者”。

和平是如何珍贵，值得珍惜。战争带来的创伤，不仅仅是47个爹娘给起了名字的孩子，变成汶河岸边找不到尸体的无名野鬼，更是险些让他们的牺牲变成无价值的虚空，并进而在历史里彻底失踪。

还有署名张鸣的文章《和平鸽能否落在<集结号>上》，其中也不乏警句：

仗打完了，死的都是中国人……但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

战争的双方都是人，对于国共内战而言，都是中国人，活生生的中国人。

应该说，凡是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人，都看懂了《集结号》！在某种程度上，《集结号》确实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它使得发生在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国共内战”。而在此之前，我们习惯于称它为“解放战争”，“学术”一点的名称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人是最喜欢也最善于“正名”的，一个“内战”的名字一冠，战争的是非、意义、性质便统统变得模糊不清了。“内战”既然成了“全人类的灾难”，那么牺牲自然也就变成了“无价值的虚空”，而“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

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出乎《集结号》编导们的意料，甚至可能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编剧刘恒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的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那么，“具体的故事”都讲了些什么呢？简单点儿说，影片讲述了一群不知为何而战的炮灰被无意义地牺牲掉，而且还不被承认的憋屈故事。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他们变得没有行为动机——一场没有动机的人所进行的战争只能“全人类的灾难”，除此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

有人说，《集结号》堪比《拯救大兵瑞恩》，但这两部电影，其实是天差地别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虽然斯皮尔伯格也描写了超乎寻常严酷的战争场面，奥哈马海滩上血肉横飞的细节，但由于片子的主题是美国政府下达命令时的人道主义考虑，因此所有的牺牲都显得熠熠生辉，所有的残酷都只能更加衬托出美国政府的伟大和美军士兵的英勇。而《集结号》所留给观众的全部暗示，却仅仅是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近似疯子的组织所进行的一场毫无价值和人性的战争。

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

但“国共内战”肯定不是疯子组织的战争，没有任何疯子能够凭空煽动起一场把亿万国民全部卷入的战争。在“国共内战”中，“共军”所以能够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除了仰赖毛泽东过人的军事天才之外，主要还是依靠了农民的鼎力支持，而农民支持“共军”的原因，又来自于他们对土地的渴望。

在战争期间及其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国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当时全部耕地为14.68亿亩），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被免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因此被扫除，农民得到了解放。与此相联系的是，“国共内战”的结局还同时消灭了中国的一个高消费集团。这个高消费集团不论是当年以“反动派”命名，还是今天称之为“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等，其社会经济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中国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情条件下，长期占有并消耗掉了过高的资源份额，从而一再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之迟迟无法启动。可以说，没有这个集团的被消灭，就不会有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会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成就，也不会有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善。

诚如张鸣所言，这场战争空前的残酷，“规模和烈度都可以跟二战媲美”，是“大规模的同胞间的厮杀，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必须要为此负主要的责任!正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对有限资源的垄断地位，一再大开杀戒——中共早期从事的其实主要是和平维权活动，但是，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等，这些和平抗争或惨败于血泊当中，或虽初期小胜，但不旋踵即遭血腥屠戮。中国革命实在为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逼迫所致，“国共内战”的惨烈形式，也正是这个集团预先代为选择的。至于他们在战争中之被最后清除，倒是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但也不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罢了。

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冯导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对一部以战争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政治岂是想回避就回避的？正像一个人，如果他（她）被切除了决定他（她）性别特征的器官，他（她）就会表现出与自己本色相反的性别特征，而决不会没有任何性别特征——透过《集结号》激烈晃动的镜头，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从代表历史进步和正义的“解放战争”，变成了意义含混不清甚至负面的“国共内战”，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