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哪个更适合中国发展？这种争论从清王朝灭亡后，就一直存在于中国知识界。

如果你对民主和专制已经有固化的看法，比如民主为正面，专制为负面。那么本文可以不必再往下看。

民主和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是一种极其平常，平等的讨论。不知为何？有人把这一切争论掩盖掉，搞得好像只有民国出大师，而且民国大师全是“民主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政治模式的探求

参加中国政治模式辩论的绝大多数是来自高等院校中的教授，他们有着中国最出众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从意识形态上看，他们又可分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资本主义者。

北洋政府成立后种种乱象，使得“民主”理想走向幻灭。一整套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民主机制：总统，内阁，议会，公民选举，孟德斯鸠式的分权政府，全部在中国水土不服。

选举，民众并没有响应的热情，议会选举却一直被权力操控。的确，议员们有了一些民主的素质，他们既不认袁世凯也不认曹锟，他们只认钱。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对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负责。

1912年到1926年（南京政府成立前），中国的正式宪法和宪法草案多达六部，这如何会令人对民主制度产生信心？

政治上的一盘散沙，意味着经济上的跌跌撞撞，中国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升国力的最佳机会。

暨南大学教授杨幼烔（中央通讯社总编）1928年提到：整整十七年，政治方面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华而不实地空谈民主。

国民党原先承诺的1935年实行宪政，成了镜花水月。南京政府一成立就背负着双重包袱：

一，中国政治传统本质上的专制性。

二，孙中山早年民主信念和晚年的独裁矛盾性。

争论在三十年代达到了高潮，但无论哪一方，出发点都是如何使中 国走向强大？只是在政治模式中陷于迷茫。

斗争的舞台就在报刊杂志上展开，另一个看不见的舞台是在国民党内部。

梁漱溟公开警告道：若是现在就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将进一步削弱，恶化不安定的状况。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若是在建立民主体制方面，再进行1912年灾难式尝试，会激起民众反感，甚至会阻碍将来中国条件改善后民主体制的实施。

这两位都是大家，有话语权，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蒋廷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认为一个可行的民主制度应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1912北洋政府民主建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要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就得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团结统一，在情感上依靠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而结为一体。

蒋廷黻的观点与梁，吴景差别不大，但蒋廷黻结论却并不寻常：只有个人专制，才能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蒋廷黻的论据是：如果没有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今天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质上结有一体的大英帝国。类似的，还有法兰西的波旁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经过专制这一历史过程，把各民族结为一体。

对于蒋廷黻站历史学角度上的分析和结论，胡适认为极其肤浅。胡适对专制主义是国家富强必由之路的结论给予了迎头痛击。

胡适体会不到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蒋廷黻对中国政治厌倦和绝望，蒋廷黻代表了着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而胡适正热衷于进入政治场。

而来来自哈佛大学的法学家钱端升为蒋廷黻辩护，他认为：我所称的专制国家一定需要一位独裁者，他富有理想，策划人民的真正利益。

作为南京权力唯一掌控者蒋介石自然喜欢蒋，钱的论调，胡适改变了调门，由他的学生出面解修正他的观点：专制不是野蛮的专制，不是无法的专制，不是停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是开明的专制，有用的专制，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的专制。

胡适让步，正说明提倡专制观点方的优势，国内背景是知识分子对民主效率感到绝望，而中国正急于摆脱羸弱。

从整个国际背景看，一战之后，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出了对政治，经济困境的束手无策，而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式政权却迅速令这个弱小，倍受欺凌的国家走向强大，希特勒德国更是给于了中国政治思想深刻影响，还有凯未尔的土耳其。

这些专制国家的成就，都令一些中国知识份子在探索中国政治模式道路上，产生了对专制新的认识。虽然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南京格格不入，但列宁式政党组织的优越性，也令国民党十分向往。

而美国在陷于经济大萧条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开始设想建立经济方面的专制制度，英国的麦克唐纳内阁也迈出了走向专制的第一步。

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还在民主的死胡同里打转？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是慢慢改变过来。

个人与国家

钱端升在哈佛时，绝对是一名民主体制支持者，回国后一直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1930年，他还坚持认为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应是无限的。

但在1934年他开始转向，他对自己的改变作了解释：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组织良好，富有理想，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时刻被侵略者威胁，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应当先迅速发展起来。要实现这个目标“专制是绝对必须的”。这是当时知识份子盛行的观点。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张金鉴（现在被称为中国行政学之父）直言：专制把昔日的无计划，无组织，无政府状态一扫而光，建立起有计划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控制。

张金鉴是国民党党员，连那些并不认同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也赞同他的观点，“民主仅仅是说白话和愚弄民众。”

当今世界“专制”一词，已经被斗倒批臭，各国都要自称为民主，有的国家还要自称为民主灯塔。然而，一旦危机来临，马上扯下民主外套，特朗普的美国甚至已经被英国议会骂为希特勒式。

把当年中国的知识界争论整理出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肯定会有点吃惊。

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后驻美公使），则声称：中国的现状让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旧式的西方思想，我们应立即抛弃对民主的迷信。

按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帮来自美国的知识分子，全是大五毛。但很奇怪，吹捧民国的公知，却很喜欢把他们立为精神导师。

所有人（除了汉奸）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救国”。然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永远是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个人自由与社会约束矛盾是永远存在。

在欧州思想界，从十八世纪开始对此问题也是争议纷纷，伏尔泰和洛克坚持：人权天赋，社会不得对其侵犯。

约翰.穆勒认为：衡量一个政府的标准，是看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培养程度。（公知很爱用这句，却不大知道是谁说的）

然而，穆勒晚年怂了，他把观点修正为：社会像征整体权利，反对个人不受限制的自由。

在当时中国，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关系，以陈之迈和钱端升的观点为代表：既然专制能促进绝大部份人的幸福，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因其压制了少数人的自由而坚持要求民主。

今天听来，就算你再激进，估计也不敢在网上说这种观点，而当时鼓吹专制是一种很正常的观点。

北大教授张佛泉（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胡适老友）称：过去十年对民主的批评成果之一，就是大部份人对极端个人主义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个人自由只能哲学上成立，穆勒的观点对中国人而言，有害而无益。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看民国思想史时，会认为那时的知识分子很向往民主？

一，争论被有意掩盖。

二，民主概念并不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而是对国民党不满的表示。

也就是说你国民党要是干得好，你不妨一直干下去。《益世报》曾说过：如果中国能像德国，俄国，意大利一样成功，那么即使国民党不想统治下去，中国人民也会一致要求它统治下去。

温和一点的学者，像胡道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还在弱弱的为民主辩护，“中国文盲太多，是民主化的障碍，等以后有了电动选票机，候选人用颜色代替，那么中国民主就不会有多少障碍了。”

像这类书呆子式民主，也是当时一道景观。

胡适是自由主义领袖，有很强的魅力，他的确一直在维护民主，但他也提出了“民主是幼稚的”。胡适与很多人观点相反，他认为那种以为中国文盲多，思想不成熟就放弃民主的观点，是不对的，恰恰因这种状况，中国才更需要民主，民主可以从幼稚开始。微信号：chn007cn

可是同时，胡适后来又提出“好人政府”概念，其实就是精英治国，接受蒋介石的“训政”概念。

张奚若（哥伦比亚大学学士，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则干脆责备胡适的思想已经发狂，非但无用，而且最终会防碍中国民主进程，胡适恰恰是幼稚的。

严复，梁启超，直到“五四”运动兴起的民主思潮，在三十代未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人们都在思考。

后来，一位来自湖南的北大图书馆员，用理论和行动告诉了教授们最终答案。他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地位，他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总之，与其沉迷于争论和激辩，不如实实在在撸起袖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