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领导体制由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书记、厂长）分工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厂工人不准提干部。我当时是工厂的党委书记，作为基层党政干部，都习惯性的积极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要求。但在具体工作中碰到一些棘手的难题，确实茫然，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如，实行一长制后，我厂原厂长与外单位离休干部搞第二职业，办了一个电子商务公司，没启动资金，时任厂长批条借出100万元（约合现在6000多万元）去深圳开发区进货，运回长沙销售。由于经营不善，亏本倒闭，收不回借款，职工群众得知后，质问厂长和我。厂长说，我以为生产经营行政管理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书记管党务政治思想工作，不需告知书记、党委讨论决定，错了我负责任。

　　的确，过去曾发生过关于老工人分新房，当时僧多粥少，行政提出方案党委讨论。多数党委委员不同意，几经周折，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处理了。这次借款问题，倒是省时省事，但又出了问题，到底如何执行一长新制。职工强烈反映，大家辛辛苦苦挣的钱，厂长大笔一挥丢百万。“过去书记说了算，厂长受批判，现在厂长说了算，书记靠边站。”到底谁说了算？

　　我亲身经历，改革开放转型期间，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观点、新方针、新政策，与人们的旧观点、旧意识、旧习惯、矛盾丛生，我们基层党委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跟不上行政工作改革形势的需要，虽然上级一再号召解放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难于应对。

　　如，实行长厂负责制后，不能从工人中选拔干部。但已经由工人中提为干部干了多年，由于文革中停止招收大学生，没有干部来源，工厂办学校时期，请大学教师来工厂上大学课程，培养了20名有实际技术的工人，其中提了一些担任中层领导干部。在工厂换届中，将其中一名技术检验科长选拔为副厂长，报上级干部部考核合格后，以上级首长的名义正式文件命令下达提副厂长（以工代干），在厂大会上传达后，职工群众一片哔然，惊愕不己。当事人连技术检验科长也不干了，下原车间干他的老本行钳工，模型工了。这个事件影响宽广和深远不在此评说，可想而知。

　　我记得60年代，我厂一位技术权威他曾在上海交大上学高材生，对我说过，我当时是搞厂的人事工资工作的，美国对有绝技的高级技工非常重视，工资报酬可与大学教授相同，一般工程师的工资待遇就是五六级工相似。文化大革命前，我厂有3名老技术工人，在旧社会国民党21兵工厂的尖子技工称为“技佐”，虽然本行是车工、钳工，但技术全面，均被提为工艺师与我厂的那个交大毕业全厂的技术权威齐名，工资一样多，与后来的厂长工资待遇一样。

　　再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当供应股长，工厂招收一批小青年，多数分配到车间当徒工，少数文化高的分到机关，分配在我股当计划员、采购员、保管员。有的干一段时间不干了，要求去车间学徒，说是工作太复杂干不了，其实是他们来厂后看到工厂8级高级技工每月工资103.95元，我当股长才66元，虽然他们来机关当职员工资22元比学徒工18元还多了4元。他们看中的是那103元比66元多得多。虽然学徒工18元离那103元还得熬20多年以后的事，他们宁愿从长远看有望头。确实那时的工资政策规定，是向生产第一线倾斜，工人的工资高于一般干部，工厂的工资待遇一般比国家干部要高，（同级）军队干部待遇又高于国家和工厂的干部。

　　又如，实行一长制后，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在老人工中引起尖锐的反应，说那不是又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穷的穷，富的富吗？我们领导向他们解释，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精神。他们反驳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对的，那只能是过富裕生活，不可能富起来，我们在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一句流行的话，“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横财就是剥削”，

　　我曾与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交谈中说：“好好劳动就有好生活。”

　　他反驳说：“不一定，在旧社会过来的工人，没好好干吗？有好生活吗？你没有在旧社会当过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才是富人，不搞剥削能成资本家，地主吗？”

　　我说：“我家是租地主的土地耕种，一家人都为地主干活呢！现在是新社会，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老工人说：“那你就是忘本了，你也想当资本家地主嘛！我们没有可谈的了。”

　　从此，他再也不与我主动亲近了。他退休后回原籍老家，以后来过工厂，走后有人告诉我，他不愿见我，还提往事，至今他的话现在应验了，我深感内疚，崇敬他是一个真正有阶级觉悟的产业工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我学习的榜样。30多年过去了，深感惭愧，回忆平时在我的印象里，他容易计较个人一些小利益，而忽略他的更光辉的一面。

　　又如，实行一长制后，提倡干部可以搞第二职业。当时由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有的找不到工作，在北京有自谋职业在街道卖大碗茶，煮茶叶蛋卖赚钱谋生，收入可观。当时社会流传“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明脑体倒挂，知识分子工资低。国家就提出，干部可以搞第二职业，但是引起工人不满，提出工人为什么不能搞第二职业，干部就可以特殊？特别是过去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高于上级机关职工，改制后倒过来了，上级机关的职工福利待遇高于工厂，我们这些工厂领导也感不平，要求一样。上级领导批评我们是尾巴主义，职工要求什么你们就要求什么，不进行说服教育和批评，我们把上级的指示、规定和政策向职工群众进行传达解释，职工群众又说我们是奴隶主义，领导说啥是啥，不为他们着想。

　　以上碰到的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我深深体会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赶不上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正如邓小平所一再指出的那样，“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始终未能改变，自知软的一手在我，没有带领好党委这一班人，保证一长制新政——厂长硬的一手横刀立马、驰骋职场，叱诧风云打一场胜利的人民战争，而深感遗憾，终于船到码头车到站，奋斗一生超龄服役，自认最后是以失败而告老。

　　自省，一生中读过书，种过田，做过工，教过书，参加革命后，当过兵，在部队工厂干了35年，生性不服输。革命征程中，大关三个（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小关无数，都闯过来了。即使文化大革命，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保守派）都斗过我，罚过站，弯过腰，罚过跪，挨过揍，夺过权，下放劳动，那是考验，从不言败。在改革开放中，在新的一长制的体制实行后，作为党委书记的我，思想跟不上实际需要，失败是天理，不失败无道理。

　　（来源：【原创】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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