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①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国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②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十三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③水体污染不光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 ④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⑤《中国新闻周刊》2014第九期报道：7-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男孩矮2.54厘米。世界平均男性身高，韩国排在18位，日本29位，中国32位。⑥有关调查显示，中国育龄夫妇中每八对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疾病困扰。⑦中国的穿越剧都是向过去穿越，美国的穿越剧却是向未来穿越。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很低，对 自然存在敬畏之感，尊天敬神的崇拜形成了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就是我国劳动人民首创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哲学思想：天时、地利、人和。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再惧怕自然界的“神秘和威力”，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人”，“征服自然”、“人定胜天”、“驾驭规律”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口号。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任意主宰。而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员”，必须与之和谐相处。以损害自然界其他物种和环境来满足人类自身无节制的需求，最终会打破生态平衡，危及人类自身生存。

      目前全球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温室气体排放。近100年来地球表面温度已上升0.3-0.6℃，地球表面气温升高，使得气候急剧变化，高温、飓风、暴雨。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粮食版图将被气候重新改写，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等居于地球北部的国家粮食产量大增，成为主产区。地球南部将因气候过热而缺粮，大米产区受害最深。全世界排名前50位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的92%，前30位的排放占55%。

      二是臭氧层的破坏与耗竭。这使其吸收紫外线能力大大减弱，导致地球表面紫外线强度明显增强，使人体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癌、白内障、呼吸病多发，农作物减产，浮游生物死亡。

      三是物种灭绝加速。过去40年地球动物及鱼类有30%已经灭绝，世界五分之一的脊椎动物面临灭绝威胁。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超过恐龙时代。地球上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专家预测，照目前人类对大象的捕杀速度，这个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将在50年后灭绝。

      四是污水废水排放。无河不污，无湖不染，江河湖海无一幸免。据环保部调查，目前许多污水处理厂反成污染源，由于监管缺位和资金缺口，常常超标直接排放。“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你的下水道，我的自来水”。

      五是土壤退化。即土地的生产能力衰减或丧失。全球土地退化面积已达1965万平方公里。世界上最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2，日本为10，中国是0.7。

      六是危险废弃物的转移与扩散。人类每年向自然界倾倒上亿吨的塑料垃圾，科学家称海湖河溪的水全是“塑料汤”。南极企鹅体内已检出DDT，北极的每立方米冰里含有数百个微塑料。发达国家把工业废弃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处理这些废弃物每吨需要200-2500美元，高成本诱使他们想尽办法输出。我国广东沿海的贵屿镇已成世界电子废弃物终点站之一。

      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物理因素；二是化学因素；三是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如声音、光线、电能、热量及放射线。如某厨师长期在特大功率微波炉边工作，患上严重的贫血症，四处求医无果，最后医生了解了他的工作环境，建议他调换工作，他遵嘱调岗后，贫血症再也没有复发。一对年轻夫妇搬进新居，新居靠近水泵房，家里噪音整天吵得难以入睡。两年后生个宝宝，新生儿没听力，心脏也残缺，几天就夭折了。一查室内普通噪音高达43.3分贝，低频噪音高达59分贝（标准为35分贝以下）。化学因素如各种化工材料对环境的污染。一女士买一新车，一月后出现头晕等症状，几个月后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元凶就是车内苯超标。有些刚刚装修的新房不经一段时间通风透气即入住，也易患上此病。生物因素，如到异国异地旅游，有些地方动物带有生物病菌，外地人极易感染。如内蒙古牧区小羊带有“布鲁氏菌病”，又叫“懒人病”，发病时全身不适，疼痛酸懒，胃肠不适。去旅游不要轻易抱羊骑牛照相玩。

      上个世纪世界发生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这八个事件都是人类还没认识到这些污染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危害情况下发生的，即这些事件发生时，人类的环境制度还没有实现对此类现象的制约，事件发生后才有了相关制度。

      一是1930年12月1日-5日发生在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工厂排放的有害气体使60多人中毒死亡，许多家禽死亡，几千人患呼吸道疾病。

      二是1948年10月26日-31日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事件，大气污染使4天内5911人患病，400人死亡。

      三是1952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引起居民眼、鼻、喉疾病。1952年12月，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65岁以上老人死亡400人。

      四是1952年12月5日-8日英国伦敦烟雾事件，4天死亡人数比过去同期多4万人。

      五是1955年发生在日本富山县的痛痛病事件，冶炼厂排放的镉废水污染河水灌溉农田，居民食用大米和饮用河水，280人患病，10人死亡。而此事直到20多年后才被证实是镉废水所致。

      六是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病事件，含汞工业废水使人手脚麻木、听觉失灵、疯癫失调，水俣镇发生患者96人，18人死亡。

      七是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石油冶炼废气使817人患病，36人死亡。

      八是1968年3月日本米糠油事件，生产米糠油中混入有毒化学物品，1.3万人中毒，16人死亡。

      除这人类认知还不到位时发生的八大事件外，还有两件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是1984年美国在印度博帕尔开办的农药厂毒气泄漏事件，当天死亡几千人，据说直接间接死亡几十万人，还有五万多人失明。二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其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的100倍。受核辐射污染侵害的范围达6万多平方公里，有320多万人受到辐射直接侵害，直到现在这里仍是无人禁区。专家称，核心区的污染影响可能需要上千年才能消解。这两大事件是人类知道危害，但发生意外后却没有能力控制导致的事件。

      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因为人类改造自然、主宰自然的野心仍在膨胀，而控制不出事故的能力十分有限。比如：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油气管道，最近全国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处隐患，全国共查出29436处隐患。如不及时排除，随时都有出事的危险。

      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4000多年前，黄河是一条清河，黄河流域树木茂盛、水草丰沛，古书中的“河”即专指黄河，不是今天泛指所有的河，后经秦汉、盛唐、康乾时代三次大肆乱砍滥伐，使大西北成了黄土高坡，清河变成了黄河。

      长江黄河的源头青藏高原超载过牧，草场退化，涵养水源能力严重下降。喜马拉雅山雪线不断上移。大跃进时代和农业学大寨时代把许多青山变成了光山秃岭，大炼钢铁、乱砍滥伐、农业学大寨、毁林造梯田、围湖造田、毁草造田，农业两大生态系统之一的草地农业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而大江大河大都发源于草地农业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消失，英国有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的圈地运动，且减的都是城市周边和交通发达地方的好地，耕地红线受到严峻挑战。

      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十分之一，但我们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我国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十亿亩耕地，我们粮食总产6亿吨，每年还需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全世界粮食总产25亿吨，参与国际贸易的只有3亿吨，我们每年购买9000多万吨粮食，购买量占总贸易量约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样样需要进口。即便全世界粮食贸易3亿吨，全买来还不够我们消费半年的，那样我们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敌，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缺粮，我们全买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数量锐减，质量也在严重退化。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

      还有水资源问题。目前地球上12亿人缺水，另有5亿人即将缺水，专家称，全球将面临“水破产”，到2050年，全球企业为水资源奇缺而付出的成本将达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9%。过去100年，人类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中国是世界上十三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占81%，而长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国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地球上的水具有长期形成的自我循环功能，地上的水蒸发成云，然后云集结成雨下到地上，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形成一套自我调节功能。今天草原破坏，城市硬化，循环系统被斩断。地上的河流也由于大坝的拦截被分解成若干段。到2013年底，中国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坝全世界45000座，中国占22000个，居世界第一，而美国只有6600个。全世界水库总储水量一万亿立方千米，相当于世界所有河流水量的五倍。大坝造成的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以湖北鱼苗为例，湖北是中国的四大家鱼天然鱼苗产地，年产200亿尾，2007年三峡蓄水后，年产仅2亿尾，锐减98%。2005年长江水域已建成水库45694座，占全国总量的53.7%，长江鱼类捕捞量因此由1954年的45万吨下降到近年的6万吨。最近美国流行的大片《拆坝》纪录美国如何正为恢复生态而拆除水坝，美国人认为凡是河流都必须有自然生长的鱼类，这才是正常的生态。中国人依然在筑坝，且以世界最高为骄傲。它截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无数条赖以生存的生态链。

      南方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广东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0%，浙江、福建也不足40%，我国粮食十年连续丰产，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都较差的北方，尤其缺水。水少就开采地下水，华北平原2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超采，形成地球上最大的地下漏斗，仅以河北为例，每年地下水位以0.5-1米沉降，比上世纪50年代下降了40-60米，截止到2006年，河北已发现地裂482条，影响7市70个县的生产生活。为缓解北方缺水难题，国家投资数千亿元大搞“南水北调”工程，北方生产出粮食又供给南方，这是变相的“北水南调”。况且，专家测算，南水北调的水到北京的成本价为每吨30元，而生产一斤小麦需要1000斤水，生产一斤水稻需要1500斤水，仅水的成本一斤小麦就要15元，一斤稻谷成本就要20多元。

      到2011年，全国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5万多条减少到2.29万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仅有4.5万条，还不及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数量多。

      水体污染不光受到农业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的污染。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有的含量高达几百纳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小于20纳克），另有90多种非抗生素药物从地表水中检出。这说明每个人每天只要一张嘴都在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

      中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2013年空气质量监测显示，74个城市中只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达标。连续7年，癌症成为北京居民首位死因，平均每天110人确诊患癌。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引进外资世界第一，制造业产量世界第一，但我们的幸福呢？我们的健康呢？有一本张贤亮写的书叫《一亿六》，过去正常男性的精子有1.6亿颗，今天下降到几千万、几百万，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万。有关调查显示，中国育龄夫妇中每八对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疾病困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公布1990-2008年有关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数额，孟加拉12.1年、印尼9.3年、越南8.9年、韩国8.5年、菲律宾6.1年、印度5.5年、中国5.1年，比印度还少0.4年。《南华早报》2014年7月22日报道，据东莞市公安局资料显示，从2001年1月-2003年10月，该市因不明原因夜间睡眠猝死的病例达893例，恶劣的卫生条件、通风条件及过长的工作时间是重要原因，死者绝大多数在20-40岁之间。《中国新闻周刊》2014第九期报道：7-17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男孩矮2.54厘米。世界平均男性身高，韩国排在18位，日本29位，中国32位。我们给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未来，决定于我们给未来，决定于我们给未来留下一个怎样的后代。

      自然生态的恶化源自社会生态的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发展关系的陷阱，但今天，我们又掉入发展路径的陷阱，盲目学西方、穷忙活，盲从盲动的盲目穷忙，最后还祸害自己，我们究竟图什么？

      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文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定位，应是“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和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同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印度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所贪。”作为政府只能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当作目标，决不能把满足人们的无限贪欲作为目标，从而不断吊高人们的胃口，无节制地增大欲望。（中国人都想“通天”，建好和在建的摩天大楼1000多座，是美国的好几倍，摩天大厦一座比一座高，长沙的838米刚叫停，武汉的1000米凤凰塔又在开建）急功近利现象风行，使人们什么都要求快，连恋爱都在搞“闪婚”、速配，一切都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为了结果不择手段，“快”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标杆，不当快而快，必生祸害。

      中国人今天摆脱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从城到乡，从女到男，衣着光鲜亮丽，但暴发户的“挥衣如土”、“挥粮如土”心态普遍存在。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纺织品高达2300多万吨，而每年需要进口的纺织品原料高达2100万吨。生产1吨棉花需要15吨水，生产1吨化纤需要925度电。如果把2300万吨废弃纺织品利用率提高到60%，每年可节约1634万亩耕地，相当于节约全国19%的棉花种植面积，可节约石油1880万吨，相当于半个大庆油田。中国人每年餐桌上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今天的中国人，一生只关注两个数：即小时候的分数，长大后的钱数。如果我们学习语文只是为了认字，学习数学只是为了数钱，这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成为真理，一个社会才有希望。金钱一站起来说话，真理就会趴下。著名的桑德尔之问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没落。他的名作《钱不应该买什么》答案越来越少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尤甚，现在很难找到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了。更可怕的是大家不是争相到生产一线去创造财富，而是都在争考公务员，社会不是进行创造性努力，而是进行分配性努力，创造力不用在创造上，只用在分配上，这是社会发展的危险信号。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到2014年全国约有一千个状元，选择专业大多是挣钱的，没有一个学农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靠两大精英群体。一是分配型群体，公务员群体；二是生产型群体，职业经理人。中国分配型人才过剩，进行分配性努力的群体，人才济济，十分发达，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主要是为选拔分配型人才，110万举人，11万进士，750个文状元中，基本都是这类人才。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社会青睐的“第一考”，千军万马挤这条独木桥，数千上万人争一个岗位。而自古以来生产型人才的选拔培养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近现代以来落后的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生产型人才的缺乏。创造财富的人才不足，分配财富的人才过剩，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人才结构扭曲的状态下必然被导入误区，社会成员都挤向分配群体，而歧视创造群体。我们经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今天有些制度却被权力关进了笼子，制度被权力任意玩弄。张市长要挖一条河，李市长来了又要把河填平修条路，王市长来了又要把路平了搞成绿化带，规划成了鬼话。

      从过去“盼温饱”到今天“盼环保”，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是到了该接受教训的时候了。一颗50年树龄的大树，仅涵养水源、制造氧气、为鸟类提供栖居等生态价值，就高达19万美元，一双一次性筷子，饭店收五分钱，其生态价值高达100美元。日本林木覆盖率70%多却不砍伐，只从中国进口木材，而我们的覆盖率仅35%左右，却大量砍伐出口。

      今天，美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有两条：一是吃的东西是不是自家种养的；二是自家庭院周围生长的是不是原生态的野草野花。而中国人的最高标准是吃的是不是进口洋大米、进口牛羊肉，喝的是不是进口洋酒。居住环境要除尽野草野花，栽种洋花洋草或珍稀名贵花草。美国人大多在秋天到野外采集野花野草种子，撒在自家房前屋后，认为保持最乡土的原生态环境才是最宜居的环境。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谁占有稀缺资源，谁就能掌控社会。奴隶社会，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奴隶主拥有奴隶，他就掌控社会；封建社会，粮食是稀缺资源，地主掌控土地生产粮食，他就掌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厂房是稀缺资源，资本家拥有机器厂房，他就掌控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碧水蓝天好空气是稀缺资源，谁掌控这个，注定会主宰未来社会的发展。

      保住碧水蓝天好环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下社会进入一个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社会秩序失谐的状态，物欲横流、贪欲无度的现象弥漫在角角落落。由此导致社会已经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互伤链”。你在我鸭蛋里加苏丹红，我在你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给我造劣质电缆，我给你造以竹片代钢筋的预制水泥构件。大家相互伤害，在这个相互伤害的过程中，都很高兴，都挣到了钱，口袋都装满了，但社会道德被掏空了，良心被掏空了。不光中国企业如此，进入中国的“洋快餐”同样被卷入其中。近五年来，洋快餐已曝出17起安全事件。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乱象：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漠、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更可怕的是破坏了社会生态。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天变成了“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悦己者整容”。德高望重变成了权高望重、钱高望重。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宠物化，宠物贵族化，贵族没文化，文化商业化。大学里只见大楼不见大师，社会上只见富豪不见文豪，学术界只见高塔不见象牙。人们把虚构当历史，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社会生态一旦遭到破坏，比自然生态恢复起来更难。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于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有难一定同当。我们一起头顶这个“生态灾难”，必须齐心协力克服这个“灾难”。

      恢复自然生态首先需要矫正社会生态

      老子早就说过：“慧智出，有大伪”。现在还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干着反科学的事情。科技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识去解释无限的科技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转基因问题，人类利用基因编辑器可以随意增删去留，转基因动植物对人体有无害处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支持方、反对方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目前，转基因只能算是技术，还不能算是科学。因为技术带有人的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因此，在转基因问题上，务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美国转基因技术的核心战略是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的粮食安全，以巩固霸权。许多年前，就曾有美国人称转基因技术是美国的“屠龙战略”。

      今天，人类又进入新的“部落时代”，这不是简单的“返祖现象”，新部落时代与原始部落时代的区别，就是人们在互不见面、互不相识的状态下，通过网络组成部落，“用假名说真话”。这个时代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过度相信自然科学，而忽视人文科学的价值和作用。我们常说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的问题，人文科学才能解决“善”的问题，艺术科学才能解决“美”的问题。例如，原子能的技术靠自然科学研发出来，但原子能既可造炸弹祸害人类，也可建电厂造福人类。没有人文科学的引领，这把双刃剑就可能出问题。从一定意义说，人文科学也是自然科学的源头，有了文学艺术天马行空的想象，才有了自然科学通过无数次的试错把想象变成现实。孙悟空拔根毫毛变成无数小猴的想象，今天的克隆技术把它变成了现实，科学家通过276次失败，成功克隆出第一只绵羊，通过9000次失败克隆出第一头小牛。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飞天梦、隐身术，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实现了这些想象。今天我们不能被物欲遮住双眼，还应读一读文学作品，这是人类创新力的源头活水。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可功夫熊猫却是美国的。中国的穿越剧都是向过去穿越，美国的穿越剧却是向未来穿越。未来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这就是创新，这就是美国梦。中国人总梦过去，人家总梦未来。美国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监督缺失的结果。经过几年调整，现在不仅恢复正常，且创新力更强。

      我们的祖先只会用权力控制思想，而不会用能力去创造思想。中国和美国两个皇帝都曾制造了笼子，华盛顿通过立宪和代议制把权力关进了笼子，乾隆花了60年通过推行保甲制把民众装进了笼子。后来的结果世人皆知。今天这种余毒仍在，我们有些干部不想解决人们提出的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一遇到问题就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其实他自己整天都在为历史遗留问题。

      今天世界高科技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三大前沿科技。一是新能源技术，二是信息技术，三是生物技术。世界排在前三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中，美国以高新技术胜，中国以经济总量胜，日本以精工巧匠胜。中国改革三十多年到今天已经发生过两次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型。一是1978年—1997年的靠廉价供给拉动，二是1998年—2012年的靠扩张需求拉动（出口、投资、消费）。今天需要实现第三次动力转型必须靠制度创新拉动，根本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要再为历史遗留问题。

      人类也曾设想仿照地球再造一个和地球一样的生态系统，一旦人类遇到灾难可进入新的生态系统生活。1991年9月，西方一位富豪自己投资1.5亿美元，试图建造这样一个密封的生态系统，取名“生物圈2号”，并征集八名志愿者入住试验，结果只几个月时间，由于内部氧气越来越稀薄，志愿者不得不被迫撤出。因为这个小系统的地面产生的微生物太少，制造的氧气就少，里面的氧气含量后来仅相当于5000多米高空的含量。看来只有一个地球的说法是真理，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无法制造的。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和生态两个规律，首先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错误理念，充分认识“人类只是自然中的一员”。人类与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严守先人古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次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克服“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偏激理念，不能与子孙争饭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必须克服“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思维。

      山西产煤，全省七分之一的地下被掏空，地面沉降，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近年山西通过多措并举，使地下水位连续6年每年升高一米。再者，树立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观，是科学技术赋予了工业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必须把生态学原理植入现代科学技术，规避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最后，树立“绿色消费至上”的科学消费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在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行为上做到合理适度，切忌盲目攀比、奢侈无度。一个人拥有十几辆豪华车、几百双鞋子、几百条裙子是有原罪的。也不要只指责别人破坏环境，可以说在环境变坏这个问题上人人都是罪犯。每个人都在为破坏环境推波助澜，只不过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打造一种品质，前面99个人都闯红灯，我是第100个过路的人，决不随大流去闯红灯。中国人今天“东亚病夫”的身体疾病已经没了，但精神疾病来了。我们面临种种危险，但我们看不见带来危险的敌人，其实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环境的恶化是自己破坏的。2013年3月8日《北京晨报》报道，中国十年来环保花了四万亿，但环境却无大的改观，有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剧。为此，我们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制度张力和工具活力，找回我们的碧水蓝天好环境。

      总之，要做到生态引领、绿色发展，关键就在于认真贯彻好科学发展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成至高无上的原则，真正落实生态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作者：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2013年被聘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国家扶贫开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首席专家。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府副秘书长；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