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螳臂挡车的那一年（你懂得）出生的一名共产主义接班人，我自小就对“五毛”有着一份极为特殊的感情。

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一直笼罩在长者的光辉之下。那个时候，长者的三件事才完成了两件，还在接着为全国人民做着一点微小的工作。王宝强还是一个在少林寺练功夫的纯屌丝，露着憨厚的牙齿憧憬着前途未卜的未来，她未来的前妻还在看着琼瑶的低智商煽情剧巴拉巴拉地流眼泪，脑袋上甩着的两条马尾辫处处透着天真和纯情。那个年代，全中国人民最关心的出轨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移情别恋，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工厂王宝强们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和家产，一夜之间被移情别恋的“公仆”们转送给了各路杀来的小三。被扫地出门精神出户的陈桂林们，背负着“懒汉”的骂名，流落街头衣食无着，连打官司拿回自己财产的资格都没有。西门庆和潘金莲们送给他们最大的补偿，就是一曲鸡汤炖成的“从头再来”——老婆跑了，财产没了，别痛哭别悲伤别抱怨，大不了从头再来，你看看人家西门庆，不也是白手起家，最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并且成功泡到别人的老婆了吗

那是一个还保留着一点节操和最后一条内裤的时代，同志仍然只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搞基还只意味着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蛤蟆只是一种四条腿的两栖动物，影帝的获得者还只是演员，大大还没有那么大，小姐还只是一个出现在小说和电视剧里的尊贵的称号。最重要的是，“五毛”还只是一种货币计量单位的通俗叫法——它凝结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和梦想。

那个时候的童年，简单，干净。一包辣条换不来一个小丫头的心，两包才可以。一条圆规画出的三八线，隔开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牛郎和织女，犯我领地者，虽远必扎。多少初开的情窦，始自一包辣条；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毁于换座。那个时候的班级干部，廉洁奉公，一脸正气。虽然班长胳膊上的小红杠已经有五道了，但是仍然平易近人，经常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每天都还要亲自去上课，连吃饭、上厕所都是自己动手。他经常谦虚地表示，尽管官做的大了，但仍然是中国同学的儿子，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班级和同学。

童年时候的我，勤奋，上进，有理想。小学五载，为班长鞍前马后不辞辛苦地效劳，就为了能够获得一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每天放学写完自己的作业后，我都主动要求帮着班长抄作业，尽管每次都被严词拒绝,但是我每次都能成功地把他的作业本强拽过来。隔三岔五还冒着被我爸一顿胖揍的危险，邀请他到我家里悄悄地去玩超级玛丽，每次临走时都偷偷地塞给他两根双汇王中王火腿肠。每当班长推辞的时候，我都会一脸愤怒地向他怒吼：班长同志，不是我批评你，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太过于操劳了，人民群众送你两根火腿肠补补身子怎么了？班长总是一声长叹：下不为例，然后脸上挂着比死了爹还难受的表情把火腿肠装进自己兜里。

饶是这么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直到小学毕业，我连一道杠都没混得上。后来我才知道，隔壁的小王每次见了班长都是送三根火腿肠，而且都是直接拉着他去游戏厅，用从家里偷来的钱请班长打游戏，所以他后来被提拔为一组的小组长。我就惨多了，曾经当过的最大的官是教室里某个角落的卫生负责人——小是小了点，不过好歹也是班主任钦点的。只有脖子上系着的不知道哪一辈传下来的皱巴巴的红领巾，提醒着我还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队员。

 情场和仕途两失意的我，最大的乐趣是能够从我妈妈那里要到五毛钱。在那个平均工资只有两三百的年代里，五毛钱已经是一笔巨款，每次我都要软磨硬泡好久才能拿得到，而且要掌握好时机和策略。妈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我经常会跟过去在一旁围观，等看到她快“胡”的时候，我就会拽着她的手巴拉巴拉地掉眼泪：我要五毛，我要五毛，我要五毛，我要五毛……我妈被磨得烦了，有时就会从兜里甩出五毛钱给我，只图个清净。当然，屁股上挨一顿揍的机会更大一些，取决于我妈的心情和我百米短跑的速度，要到钱的成功率大概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每当我拿着这一张冒着生命危险拿到的五毛钱的时候，都会纠结很久。我一直想用这五毛钱买五根辣条，分成两份，三根送给前排的胖丫，两根送给隔壁班的二妮，然后分别告诉她们说：我把所有的辣条都给了你，代表着我对你的心，海枯石烂天荒地老只给你一个人送辣条。接着还会念两句诗：“山无棱，天地合，才给别人送”，一定会把她们感动地稀里哗啦。

曾经有两份真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因为我每次到了商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把给胖丫和二妮买辣条的钱，用来买方便面。那个时候的方便面，五毛一包，香脆可口，吃一口就忍不住想吃两口，吃两口，就想吃三口，直到整整一包方便面被送进了我肚子里，才想起来：这五毛钱是我妈让我来打酱油的！然后默默地在屁股里垫两本书，怀着烈士般地心情一步一步地挪回家，尘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然会对那个商店老板说三个字：方便面。

很多年之后，我已经是一个满脸风霜的翩翩少年。虽然大街小巷的各种方便面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再也吃不到童年的味道了。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遇到一群又一群人，千山万水，苦苦追寻，但是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吃的那种方便面了。那家方便面厂也许倒闭了吧，我总是默默地哀叹，不知道老板流落到了何方，他在他乡还好吗？找不到的不仅仅是方便面，还有我童年的幸福和甜蜜。那些年，我一起追过的胖丫和二妮，生的儿子应该可以自己去买方便面了吧。

直到一两年前，我还在学校读研的时候，老家河南的舍友从淘宝上订购了一箱方便面。当我看到那种方便面的包装的时候，似乎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感觉像是分别了很久的老朋友。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掰了一块送进嘴里，顿时泪流满面——十多年了，等了十多年，盼了十多年，想了十多年，怨了十多年，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再仔细一看包装，吓了一大跳。原来自小陪伴在我身边的方便面，竟然来自一个熟悉的地方——南街村。彼时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我，顿时感慨万千。我自毁前途历尽坎坷隐姓埋名，变成一名要为全人类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者，也许就是为了找到它吧。或者相反，正因为我从小吃了这么多南街村方便面，才能变成一名共产主义者？

二十年了，它一点点都没变。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还是原来的包装，甚至几乎都还是原来的价格。在连女人的相貌都三天一变的摩登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一家了。不变的，不仅仅是味道和包装——还有初心。

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大厦，在一个不讲公德随地吐痰的老人随手在墙上画了几个圈圈之后，轰然倒塌。“聪明人”们纷纷转向，他们前一天还举着拳头，对着镰刀斧头信誓旦旦咬牙切齿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第二天就挽起裤腿，扔掉节操，把良心喂给狗狗，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地下到海里边捞钱，一边跑一边系着裤腰带，生怕落在别人后面。每一块共产主义的板砖，都被他们拿过去为自己腰包的原始积累增砖添，完事之后还要一个个痛哭流涕哭爹喊娘，控诉自己被骗人的“主义”骗了几十年，隔三差五还要批判一下万恶的“体制”，获得一顶“良心”的桂冠（绿色儿的）。

但是在这个大厦的废墟之上，依然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蠢人，没有忘却掉当年的誓言和理想。他们拒绝诱惑，千辛万难，支撑着几个茅草搭成的共产主义小棚子，在漫天的暴风雨中勉力挣扎——南街村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它没有一天不受到那些“聪明人”最凶狠最恶毒的攻击，没有一天不生活在各种谩骂和谣诼之中。甚至在同一阵营里边，也不时会有人射出几只冷箭，以彰显出自己最“革命”的光芒。我们不用否认以南街村为代表的集体村庄所客观存在的各种缺点和问题，也没有必要进行掩饰和美化，但是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正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作为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艰难挣扎的一片共产主义孤舟，它已经做到了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它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没有资格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或批评，只有表示出更多的敬意和支持。

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有形的遗产，南街村提供给我们的，既是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铭记和怀念，也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执着的追求。在大众的思想已经被资本控制的传媒日益“单向度化”的今天，这种“想象”的能力，甚至比枪炮和核弹的威力还要大。它瓦解掉的，是这样一个被商品和市场彻底殖民化的世界的合法性基础，给在共产主义崩塌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提供了锐利的批判武器，而这种批判武器终有一天会转变为武器的批判。

“另一个世界”终究会到来的，我们祝愿这样的孤舟，能够挺过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躲过一轮又一轮的明枪暗箭，安全行驶到那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到来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应该拿出一箱几十年初心未变的南街村方便面，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它代表着一群顽固不化“蠢人”或者“愚公”，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对于理想始终不渝的追求和执着。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买几箱回去，你好意思自称“左派”吗？

（作者与南街村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南街村的委托，本文为纯义务撰写。如有读者愿意支持，可到淘宝上购买相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