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15年日本内阁决定于2月24日为裕仁逝世举行盛大国葬，称为“大葬之礼”，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各国反应积极，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分别派代表参加，其中元首、总理级55人。美国、法国、德国、印尼、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总统，比利时国王、英国女王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和韩国的总理等都参加了葬礼。

考虑到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着眼于争取日本人民，也考虑到裕仁对侵华战争应付的责任和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中国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赴日，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 

然而时至今日，在追究裕仁战争罪责的问题上日本朝野仍抱有不同态度或认识。

在日本政界，不乏有从勃兰特的“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的良知者。２1年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公开表明对侵略战争“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对所有受害者“沉痛的哀悼”；后来他又撰文表示“必须要切实进行谢罪”。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许多老兵及其后代，勇敢站出来揭露战争罪行，向被杀害的中国人赔罪。当代日本的财阀集团也纷纷表示要为日本的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再也不做毁灭民族的推手，要从前人的玩火自焚中吸取沉痛教训，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日本投降迄今已经７1年了，尽管日本在野党派和民间人士不断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奔走呼吁决不让民族和世界的巨大悲剧重演。尽管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被处以极刑，永久钉上历史耻辱柱，但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及政客仍然将其奉若神明；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表明安倍政府是在逆潮流而动、背人心而行，表明日本的主要政治势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东京审判的看法和态度，反映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和历史观的逆变。从东京审判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虽然也有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但并未形成气候。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越来越危险的恶劣影响。

据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8月28日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同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新华社要求日本天皇对战争的罪责道歉的文章言论表示，“这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有损天皇名誉”。同时他表示，“此举只会向正在改善的中日关系泼冷水，实在令人遗憾”。 27日，日本外务省局长和驻北京大使馆公使分别向中方致电抗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28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对此文表示不满，重复声称“此举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也与至今为止中方的立场相矛盾，我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产经新闻》还评论称，天皇不具备政治权力，因此不能反驳该批判。该报道严重失实，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安倍政权向中国抗议是理所当然的，安倍政权明确表示不允许他人在政治上利用天皇，与有悖事实的中国“历史战”对抗下去是十分有必要的。若中方希望维护中日友好，就应该迅速删掉文章，向日本认错。日本官方这种否认裕仁实为最大战争元凶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错误认知，可谓已经到了极端非理性的地步！

诚如2016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在回答“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现状和如何改善日中关系，双方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的问题时说：“由于日方在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这些年中日关系确实伤得不轻。尽管在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因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

二、裕仁战争罪责铁证如山

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长期严密封锁，世人对裕仁的一生知之甚少，尤其是对他在二战中的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则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此后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资料，为研究和论证裕仁的战争罪责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客观根据。

由哈佛大学历史学及东洋语言学博士、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美国作家比克斯编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发行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简称<真相>），是一部深刻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书籍。《真相》以大量翔实确凿的历史资料，揭露并肯定了裕仁从战争天皇转为“和平君主”，对侵华战争负有最高直接责任， 美国则出于其政治需要，掩盖并放弃了对裕仁战争责任的追究。

《真相》全书53万字，其中12万字是引用资料的注释和说明，且大量资料来自日本国内第一手的文书档案，作者通过大量考证，以其独特的视角记述了裕仁的一生，重点论证了裕仁的战争责任。与西方君主制国家的国王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制度安排不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裕仁不仅不是傀儡，而且还是政权和军权同时在握的实权人物。《真相》明确指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作者的结论是，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制定了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因此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本书关心的一个重点是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对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积极指挥的战争，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尽管日本的右翼学者对《真相》颇多指责，但他们除了只是挑出一些资料引用和日文翻译中的技术性错误外，无法否定《真相》依据大量历史客观事实所得出的结论。

作者还尖锐地指出，除了日本政府和裕仁本人对那场战争负有责任外，美国更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出于占领需要，欺骗本国及世界舆论，极力掩盖了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之所以几十年来迟迟解决不了其战争责任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保留下来的天皇以及天皇制的存在。“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以说，在是否要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上，裕仁带领日本社会成功实行了集体大逃亡。作者指出：“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真相》问世的意义在于启迪人们：国际秩序（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真相》的出版，成为正视裕仁应该承担战争罪责的重量级著作，美国普利策奖颁奖委员会认为，该书作为荣膺美国普利策大奖的传记作品，“这是改写传统看法，揭示历史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警示的好书！”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美国《出版周刊》评论说：“展示了引人争论的日本天皇的惊人一面，是同类政治传记中最出色的一本书。”美国《外交季刊》评论说：“这本书的巨大贡献在于：推翻了现有的错误认识，来了个底朝天！” 

无独有偶，由纽约华人知识分子设立的美国亚太事务研究中心，是专门探讨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独立机构，该中心2011年8月13日发表了学者吴广义“裕仁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不容抹杀”的专稿，揭露日本裕仁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吴文指出，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明，日本学者井上清、山田朗、藤原彰、默哄厚和美国学者比克斯的研究表明，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过程中，裕仁天皇同军部、政府结成三位一体的战争指挥中枢，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战后，由于美国的包庇，裕仁白手套上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和罪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文指出，裕仁带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由元老、枢密院、贵族院、陆海军作辅弼的近代天皇制，天皇集日本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而且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被视为具有神权的超越一切的现人神。裕仁经过长期的太子教育和5年的摄政经历，于1926年即位 ，在向国民发布的诏书中宣示：“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裕仁即位后，效法明治天皇，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翌年就两次同意陆军向中国的山东派兵，名义是保护日本侨民；1928年第三次批准向青岛派兵，名义是保护那里的日本纺织资本；接着又批准向济南派兵，日军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1928 年6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张作霖，裕仁同意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遂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对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询问“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当被告之“苏联不会进攻”，“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后，裕仁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军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规模增兵华北，月底占领了天津、北京。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裕仁开始向军部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幻想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式的速战速决。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裕仁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上海战场，并且发布敕谕：“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配合，英勇奋战，果敢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扬于世界。”裕仁随后向上海加派第十军，组建华中方面军，增兵达20多万，还批准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计划，对中国军民进行“恐怖威慑”。同时，裕仁天皇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 

同年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议员们对政府提出的庞大临时军费预算案颇有责难。在开幕式上，裕仁敕语：“中华民国完全不解帝国之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朕深感遗憾。如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样才能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军费预算案，还作出《关于拥戴圣旨，稳定东亚的决议》。日本随即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为了有效地指挥侵华战场的陆海军，裕仁下令在皇宫里成立自己的幕僚机关——大本营，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作为自己的幕僚长。裕仁不仅通过大本营定期提交的战况报告书了解战争进程，还不时向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提出问题，要求他们解答，有时还加以质询和告诫。大本营发出的作战命令《大陆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出的。 

同时，为了协调军部和内阁的对华战略，裕仁除了直接干预首相或大臣的任命外，还批准组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由军部、内阁和幕僚长组成，联络会议的决议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并以天皇的名义正式公布，日本民众将其作为天皇的旨意而诚惶诚恐地奉行不悖。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展开了包括杀烧淫掠各种暴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裕仁对这一暴行招致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没有表达任何的不快和遗憾，反而鼓励他的将领争取更大的战果，以促使中国人“反省求饶”，甚至公开褒奖南京大屠杀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政府和军部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参谋本部提出，在确保既得利益和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争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近卫内阁则坚持扩大战争，直到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双方争执不下，请求裕仁裁断。裕仁明确选择了内阁的扩大战争路线，于是 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据此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关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指出：“天皇选择了政府的路线——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事端，就必须坚持干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近卫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裕仁正是本着‘坚持干到底就能打胜’的主意，批准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攻武汉的战役，并且派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担任主力第二军司令官。日军依仗陆海空的压倒优势，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占领了武汉，但是遭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日军随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战争。 

吴文还指出，裕仁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缘关系组成的同宗群体，拥有与生俱来的地位、财富和特权。皇族男子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和教育，青年时被授予军衔并编入军队最高层，得以掌握指挥权。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设置大本营时，就任命叔父闲院宫载仁为陆军参谋总长，任命叔父伏见宫博恭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裕仁不时派出皇族作为他的军事联络官，到前线战场视察，以了解第一线的战况。日军侵攻上海时，裕仁先后派弟弟高松宫宣仁等视察战场。 

在裕仁的直接指使下，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皇后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皇后的另一叔父东久迩宫稔彦任陆军航空本部长，指挥对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幕僚长闲院宫载仁和伏见宫博恭都亲赴南京视察。裕仁为攻占南京而欢欣鼓舞，期盼这样一场决定性战役能够迫使中国政府跪地求饶并满足日本的索求，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为此，他几乎将皇族悉数派去南京嘉勉将士，包括他两个弟弟秩父宫雍仁和高松宫宣仁，还有贺阳宫恒宪、梨本宫守正、竹田宫恒德和东久迩宫稔彦。

裕仁更是把皇族安插在军部最重要的位置上。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海军最高职务军令部总长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为止，长达9年零2个月，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的最高职务参谋总长，自 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长达8年10个月。由两位皇族从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长时间里一直占据最高军令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族这个天皇制的机器零件充分发挥了推动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独特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据战报，指导战役的开展，敦促解决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甚至纠正参谋和战地指挥官的错误估计。他经常派皇族或侍从武官到各个战区视察，搜集常规途径以外的情报。他还从国内外新闻记录片和报刊中获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战争成败的真相，如在与美英开战前夕，辞去首相职务的近卫推荐皇族东久迩宫稔彦为继任者，他应该是能够控制陆海军的最佳人选，但是裕仁断然拒绝，其用心在于避免一旦战争失利时因追究皇室的责任而牵连自己，此举与侵华战争时几乎派皇族悉数上阵形成鲜明对照。 

到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皇宫里的大本营越来越忙碌，增加了情报、兵站和占领区军政等职能，职员由最初的200人发展到1800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从首相官邸搬到皇宫里；御前会议召开得更加频繁。

吴文又指出，裕仁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裕仁知道日本签署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却批准日军在对待中国俘虏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致使陆军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达指令：“在目前形势下，鉴于帝国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战争，故不宜完全依照《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及附件进行活动。”命令在中国战地的指挥官停止使用“俘虏”的称呼。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每年都抓获上万名中国士兵，将战俘的大部分当即集体屠杀，南京大屠杀就有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集体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将俘虏的小部分当作特殊工人送往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军事工程完全后全部屠杀。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后授权日军战地指挥官在通州、上海、武汉、广东和华北地区使用毒气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在进攻通州地区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8月至10月，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批准进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使用催泪弹和毒气。 

1939年3月，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使用1.5万筒毒气的权力；4月11日，裕仁批准由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和蒙古的日军使用毒气。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请求，授权日军在中国南方使用毒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天皇批准分别在北平组建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南京组建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广州组建第八六O四部队，与在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从1940年起，日军在中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其中在浙东、常德、保山、鲁西和冀南等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致使200多万军民丧生。 

裕仁下令对锦州、重庆及其他城市进行战略性无差别轰炸，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其中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 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1 500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损坏房屋17 600余栋。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 “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 

裕仁还将制贩毒品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鸦片买卖由日本陆军、外务省和兴亚院控制。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采购伊朗鸦片运到中国，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权的鸦片大量走私到关内，然后都委托给中国派遣军在各城镇所设立的特务机关分销。 

在东北地区，“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毒瘾的就有2745000人”；“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的十二年半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华北地区每年吸食者约为100万人，其中约10%中毒而死。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战时日本在中国所推行的毒化政策，决非日本军政机关在华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一环，系作为国策计划而展开之大规模战争犯罪与违反人道行为。”家永三郎指出：日本制贩毒品“一方面获得巨利，一方面使很多中国人因吸食鸦片而身心遭受腐蚀变为废人。在中国之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形象，应无可疑。”可见裕仁在侵华战争期间，不断平衡陆军和海军、政府和军部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着眼点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天皇制的强化。 

即使在从1945年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决定性的期间，裕仁所关注的仍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没有主动做任何的努力，以至于随后数十万日本民众在轰炸和原子弹爆炸下丧生。裕仁在8月14日皇宫防空室的御前会议上“圣断”“终战”时充分表白：“自己之非常决心不变。根据内外情势、国内状况及彼我之国力、战力所作判断，并非轻率结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裕仁为了维护天皇制，连日军官兵和国民的生死都无所顾忌，更遑论被占领国民众的悲惨处境。 

综上所述，裕仁天皇到底是个什么人？在他虚伪外表下掩盖的血腥罪行，得到了历史的清算吗？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还原一些战争狂人的本来面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摘引自美国华人学者：‘裕仁天皇的侵华战争责任不容抹杀，’民网联合国2011年8月13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618638.html）

三、裕仁何以能够逃避战争罪责惩罚

二战日本战败后的投降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其提出的投降条件之一就是不惩罚天皇，其潜台词为裕仁不仅是日本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也是该国的精神领袖，更是头号战犯！

（一）作为非占领国的诸战胜国等主张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

1945年8月15日，裕仁在《终战诏书》中向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正式宣布的所谓“终战”，其实就是投降。日本投降后， 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并强烈再三地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甚至连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自己应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场战争的所有罪责。

澳大利亚法官威廉•维著作为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他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 

尤其是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统帅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建议经公审后绞死。令人遗憾的，作为非占领国，这些战胜国追究裕仁战争罪责的主张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二）作为占领国的美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放弃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

客观地说，作为世界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君主制精神领袖之一，裕仁如果当年以头号战犯身份，从精神到肉体被消灭，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日本当时向美国提出投降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免予惩罚天皇，其潜台词是天皇作为日本民众心中的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天皇也被送上绞刑架，整个日本将陷于空前的极度混乱！

正由于此，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通盘考虑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后，他在向总统杜鲁门的急电中声称， “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余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因而，我本人作为盟国驻日本国的全权代表，出于对日本国未来命运的考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予战争责任的起诉。

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

麦克阿瑟在得到华盛顿同意的回电后，立即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和美国对政治需要的权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 1946年4月3日，远东委员会作出对天皇不予起诉决定。 6月18日，远东审判首席检查官基南在华盛顿宣布对天皇不以战犯论处。远东审判日本辩护团更是不出意料地一致通过决议：“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三）中国作为受害国和战胜国的宽容态度

二战结束伊始，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自己发动的战争及其严重后果不无心存愧疚,曾经提出总价值大约80亿美金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巨款,应该说日方此举还是体现出相当的悔过诚意,只是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出于睦邻友好,前事不计的考虑，婉言谢绝了日方提出的主动赔偿。

客观地说，其后数十年间,日本为中国建设提供了远远超过当时那个赔偿数字的低息甚至无息政府贷款,甚至还提供大量不用偿还的经济援助,对此，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低调,强调中日应保持一衣带水的友好邦交，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具有变相赔偿性质的贷款和经济援助才逐渐减少，直到停止。

然而钱归钱，理归理。日方可以花钱赎罪，但是企图花钱赖罪是断断行不通的。

四、为何一定要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

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并非是故意要和那位已故之人过不去，而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避免日本后人重蹈覆辙、避免世人再遭生灵涂炭。

（一）必须正视裕仁对应负的战争罪责采取混淆视听、虚与委蛇、自我美化、前后矛盾的错误态度

当年的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裕仁当年的“主动认罪”。1945年9月27日，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被日本奉为“现世神”的裕仁不得不屈尊前往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拜见过程中，裕仁对麦克阿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使得国民进行了战争，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部决定和行动负有全部的责任，这次来访就是把我自己交给您，以及您所代表的诸同盟国进行审判。” 

遗憾的是，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裕仁的上述表态，只是他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条件的不得已之所言，更为他自己此前发布的《宣战诏书》、《终战诏书》和后来的言行等所否定。

1945年8月15日大势已去、处在绝望状态的裕仁发布的《终战诏书》，居然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为了追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它颠倒日本首先是加害国，而后才成为受害国的历史事实，片面谴责美军“使用残虐之新型炸弹，频杀无辜”；帝国在道德上并无瑕疵，也不曾战败，只是为了避免“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与人类文明之破坏”，才忍痛决定与盟国停战。通篇绝口不提投降，也没有丝毫忏悔，相反它为裕仁百般辩护，开脱罪责，因而埋下了重大的历史隐患，致使71年来日本右翼对侵略历史的歪曲和回护，无一不是出自这一荒诞逻辑。加之东条英机等14名战犯，由于主动承担起了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并被迫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被当作“殉难者”加以祭祀。

值得一提是， 1941年12月8日裕仁对英美的《宣战诏书》，与后来的《终战诏书》成为极度工于心计的姊妹篇，不仅从言语、逻辑和叙述方式上，更是在发动战争的指导思想上一脉相承地形成了前后呼应。《宣战诏书》写到：“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统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诚勇武之尔等众庶曰：朕兹向美英两国宣战，陆海将兵奋其全力从事交战，百官有司，克勤职守，全国众庶各尽本分，务须亿兆一心，彻底发挥国家之总力，以达成征战之目的。夫确保东亚之安定以利世界和平，实为列祖列宗之宏猷，朕所拳拳服膺无时或忘者也。而与各国敦睦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帝国一贯之外交方针也。

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本愿哉。前者，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之和平，终使帝国操戈而起，于兹四年有余矣。幸而国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其结善邻之谊，互相提携，而重庆之残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倪墙，罔知悔改。美英两国则支援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制霸东方之野心，并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衅，并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碍，终于断绝经济关系，给予帝国生存以重大威胁，朕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虽一再隐忍，而彼方毫无退让之精神，徒事推延时局之解决，近则日益加强起经济军事威胁，企图使我屈从。长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亚安定之努力，势必化为泡影；而帝国之存在，亦将濒临与危殆。帝国势逼处此，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尔众庶之忠诚勇武，心能恢弘祖宗之遗业，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远之和平，以保持帝国之荣誉，朕实有厚望焉。

御名御玺

昭和16年12月8日”

由上可见，裕仁在回顾“皇祖考、皇考”70余年来“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伟业，一口咬定侵华战争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扰乱东亚之和平”而起；日本花费四年与中国交战，乃维护和平之举。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已经与之“缔结善邻之谊”，把中日问题一下子解决了。现在的工作无非是掉过头来打击“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继续破坏世界和平的英美。倘若将这两份诏书对照细读，就很容易得出日本当初开战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如今接受《波茨坦宣言》更是为了防止人类被“残虐之炸弹”所毁灭；于是裕仁不仅是史上难得的日本明君，更是以全人类利益为重的圣人与救星！

于是自《终战诏书》颁布之日起，围绕战争责任所做的一切辩论都被局限在了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甚至于此前半个世纪里日本割占台湾、侵略满洲、屠城南京之类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善行，可以匿而不书，亦不在终战问题的讨论范围内。日后纠结不清的钓鱼岛等岛屿和领海问题，统统成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终战诏书》奥妙之处还在于它人为地建构了一个罪在他人的封闭责任体系，在该体系中，天皇既深明大义又忍辱负重，而“陆海将兵”、“百官有司”、“一亿众庶”则应当为自己作战不力、统治不当、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困境，报以真诚的忏悔。在1945年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战败后第一届内阁总理东久迩宫稔彦王就曾宣称：“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然而他所称的“总忏悔”,仅仅是由于“作战力量迅速毁坏”、“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以及“国民道德的低下”等，导致战争失利，辜负了天皇的期望，酿成“败战责任”而非“战争责任”，致使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在战后屡屡被日本政客所长期利用，甚至成为“日本人民真诚谢罪”的歪理根据。

可见裕仁的《宣战诏书》和《终战诏书》均通篇绝无悔罪求责之意，而是从头至尾的自作聪明、自我辩护、自我推卸、自我开脱、自我标榜、自我美化、自欺欺人的欲盖弥彰之作。

裕仁幸运地没有被追究任何战争罪责，并一直延续到其寿终正寝。而在战后直至其逝世之前，他从没有表示过对当年战争是否感到有责任。如1975年9月，裕仁和良子皇后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返回东京后，裕仁接受了电视采访（10月31日）。一名日本记者发问：“陛下，在白宫的宴会上您说，‘我深深地为那场不幸的战争感到悲痛’，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对战争感到有责任的意思？另外，我想问一下陛下对所谓的战争责任是如何认识的？”听到提问，裕仁的面部表情变得僵硬：“关于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我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文学，所以不太清楚，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当被问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时，他说道：“对被投放原子弹一事，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我虽然为广岛市民感到难过，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裕仁对在他的统治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事不关己的旁观态度，至少是十分不负责任的。

又如《文艺春秋》1975年2月号上刊登了裕仁的弟弟高松亲王关于战争的一些回忆篇章。高松暗示他本人是鸽派人物，而裕仁却是不计后果的鹰派。他讲述了1941年11月30日他与裕仁的谈话，他警告裕仁说，海军统帅部对超过两年以上的战争没有信心。高松还回忆了中途岛海战结束后，他曾催促他哥哥结束战争。高松透露，他和近卫亲王曾考虑要求天皇在投降前退位。而生来最不愿反省的裕仁，一直困扰他的就是他自己不愿提及的过去。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裕仁之子天皇明仁只对过去日本的战争所引起的苦难屡次表示道歉，却回避承认他父亲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二）裕仁作为战时的日本政治与军事最高实权掌控者不容否认

其实，二战之前的历届天皇都是主宰日本政治与军事的实际最高控权者。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负其责任。天皇统帅陆海军，规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拥有宣战、讲和以及缔结一般条约之权。

宫内省御用挂（翻译）寺崎英成在他记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中宣称：1928年关东军擅自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之后，首相田中义一曾承诺要对当事人加以处罚，但并未兑现。天皇因此龙颜大怒，当面斥责道：“这和你起先说的岂不是大相径庭吗？你看是不是该递上辞呈？”裕仁的斥责直接导致田中内阁垮台。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当中：彼时，皇道派军人占领了永田町和霞关的政府街区，首相冈田启介下落不明、侍从武装长本庄繁偏袒叛乱分子。裕仁当即宣称：“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力促陆军颁布戒严令，平息了叛乱。

从个性和政治倾向看，裕仁也绝非自甘寂寞之人。1921年，他利用出访欧洲之机，以皇太子身份会见一批青年将校，企图以之为心腹颠覆长州派陆军元老对军队的控制。数月后，这批青年军官在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秘密会议，宣誓结成同盟、实现“陆军维新”。 这个小团体的成员日后不仅是裕仁赖以实现其“维新”的伙伴，更成为侵华元凶，如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

表面上1928年之后裕仁变成了手中无权的立宪君主，却实际充当了日本高层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和抉择者；裕仁在战时“现人神”的神圣地位则始终得到国家宣传机器、全体秘密警察及以《治安维持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的维护，不曾遭受过何质疑和撼动

五、追究裕仁战争罪责的道义依据与法律依据

如何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是摆在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前并亟需正确回答的一道重大道义和法律思考题。

（一）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举世公认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国际社会采取法律手段对破坏人类文明的战犯进行审讯和制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和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判决，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准则，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东京审判从法庭宪章的起草与公布、法庭的组成、对战犯的审判，直到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主要战争罪犯的惩治，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东京审判在两年又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作出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答辩权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法律判决。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东京审判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在法庭上，战时日本曾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为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当年日本最高领导人策划、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东京审判是一场严肃、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京审判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隐患之处。

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美国一手策划实施保留了天皇制，究其原因，在于天皇本身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从美国方面看，战争结束前利用天皇制为“诱饵”，敦促日本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物资损失；战后利用天皇及其机构间接统治日本，避免了美国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当时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的日本社会，进而实现对日本进行符合美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整治和改造；再则当时的东亚，朝鲜、蒙古已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共势力也在内战中迅速发展壮大，为了能在远东立足，需要日本作为反苏反共的桥头堡。

从日本方面看，天皇颁布的《终战诏书》及所谓投降，其实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如日方提出的豁免天皇战争罪责，使国体得以维护，而在战后协助美国管理日本，在一定层面来说是取得了主动权，对战后日本政局的平稳和经济的恢复都大有益处。所以，对日美两国而言，保留天皇制既是双方达成某种妥协的方式，同时也是双方皆能接受的结果。

然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私下交易保留天皇制，东京审判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不审判石井四郎，不审判并陆续释放了乙级以下战犯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致使这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满洲国之妖”岸信介（安倍的外公），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追责，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担任了日本首相。

由于没有追究裕仁和一些战犯应负的战争责任，整个审判虎头蛇尾，纵容了侵略者的战争罪行，伤害了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感情，从而造成留下了许多政治后患。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的长期右倾化。正是由于裕仁被免于审判，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阴魂一直挥之不去，致使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十分猖獗，甚至否认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美化侵略战争。

尽管如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仍不容置疑，这就为现在的人们理性地追究裕仁应负的战争罪责提供了道德依据和法律依据。

2015年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题为《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谢罪》的文章指出，日本天皇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权力达到巅峰。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即内阁在侵略战争期间，扮演着军国主义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战争战略，推动了战争机器运转。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也没有对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和人民表示谢罪之意，其继位者则要从勃兰特的“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中受到震动，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

光明日报8月26日刊发新华社文章指出，二战当中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也对本国人民带来无尽伤害。当下，日本右翼势力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竭力掩盖战争罪行，鼓噪修改和平宪法，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这颗军国主义的毒瘤，不仅威胁到日本平民的安宁生活，而且威胁到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态势;不仅伤害了中国等亚洲人民的民族情感，也伤害了日本在战争中受害民众的情感。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正在觉悟，决不听信转嫁战争罪责的恶意说辞，决不让包藏在狭隘民族主义外衣下的战争躁动酿成祸患。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反省战争罪行，何以求得谅解？包括本国人民谅解？不承担战争罪责，何谈取得信任？包括本国人民信任？只有牢记历史，法西斯主义才不会卷土重来，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和平生活才可以得到保证。只有勇敢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幽灵”，坚守防卫国策，日本才能真正成为“正常国家”。

同样必须严正指出的是，美国作为当年的受害国和战胜国，仅从其本国的政治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在东京审判中起到的功过是非复杂作用，因未追究裕仁战争责任而养痈遗患，致使形成日本新法西斯势力抬头、与其宣扬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相悖的矛盾现实。

（二）追究裕仁“危害人类罪”的法律依据

当年的东京审判结果，尽管将东条英机为首的各主要战犯罪有应得地处以绞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裕仁网开一面，使其逃避战争罪责，即便是万年以后，裕仁仍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从法律罪名而言，裕仁所犯的不是一般的战争罪名，而是犯下了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旧译为“违反人道罪”，又译为“反人类罪”，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将该罪名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中的定义为“是指那些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构成的事实。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或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酷刑，强奸，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 本罪的初次适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犯的审判；当时，本罪被列为丙类犯罪。

2000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拟订的《犯罪要件》关于危害人类罪导言部分指出，鉴于该罪涉及国际刑法，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2条的规定，必须对其规定作严格解释；在这方面，应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界定的危害人类罪系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些最严重犯罪，应当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而且所涉行为应当是世界各大法系承认的普遍适用国际法所不容许的行为。

就危害人类罪的实施行为而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仅涉及11项内容，具体包括：

谋杀行为  指以故意杀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实施的攻击行为。

灭绝行为  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如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奴役行为  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包括在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过程中行使这种权力。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的行为   指在缺乏国际法容许的理由的情况下，以驱逐或其他胁迫方式强迫有关人员迁离其合法居留地的行为。

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指严重违反关于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国际法基本原则，采用各种方式长期或无限期地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酷刑  指故意使被羁押或受控制者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的行为。

性攻击行为  指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与性别有关的虐待行为。该行为包括性奴役、强迫卖淫、性暴力等。性奴役，是指行为人对一人或多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如买卖、租借或交换这些人，或以类似方式剥夺其自由。强迫卖淫，是指行为人迫使一人或多人进行一项或多项与性有关的行为，并为此采用武力，或针对这些人或另一人实行武力威胁或胁迫，性暴力，是指行为人对一人或多人实施一项与性有关的行为，或迫使这些人进行一项与性有关的行为，并为此采用武力，或针对这些人或另一人实行武力威胁或胁迫。

迫害行为  指违反国际法规定，故意严重剥夺某一团体或集体基本权利的行为。

强迫人员失踪的行为  指在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授意、支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有关人员，并将其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继而拒绝承认这种剥夺自由，或者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及下落的行为。

种族隔离罪  指一个种族团体出于维持其体制化制度之目的，有计划地针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一个或多个）进行压迫与统治，而实施的与危害人类罪行为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其他不人道行为  指严重损害身体或者心理完整、健康或受害人尊严的行为，例如损害或严重伤害身体。

众所周知，以上11种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只是对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各受害国实施的各种各样暴行的不完全概括。毋庸置疑，裕仁作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头号战犯，他必须为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各受害国实施的上述11种危害人类的行为承担最高罪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责，并非为了让裕仁身后及皇室家族的名誉难堪。为了永远铭记二战给人类造成的罄竹难书的戕害，避免当年罪恶历史的重演，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和道义罪责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各受害国（和战胜国）应联合起来，对裕仁进行迟来的缺席审判，揭露主要以颂扬天皇功德、美化侵略行为、解释终战原因、推脱战争罪责、表达天皇仁心、赞扬战争罪犯为目的的《终战诏书》的阴暗实质，向世人公示裕仁正是当年的日本头号战犯！

（三）修改《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审判期限规定

根据《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简称<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可以介入并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并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官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

根据《规约》规定，裕仁在二战中实质上同时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犯罪案件，然而不能因为上述限制就意味着裕仁可以逃避对他战争责任的追究。同理，二战时期的世界级法西斯元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由于自杀或被提前被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立刻枪毙，结果逃避了纽伦堡法庭或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致使后世竟然不明了这些人类恶魔当年犯有何罪？为了警示后人，以示正听，国际刑事法院应采取溯及既往的做法，特例特办，修改《规约》的审判期限规定，放宽审判时间限制，对犯有危害人类罪等罪名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及其他负有战争罪责的法西斯元凶等进行必要的缺席审判！

当年发动二战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大法西斯元凶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已经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唯独裕仁战后没有退位、侥幸逃避了历史的惩罚，他与甲级战犯们的战争幽灵至今还在日本国内外游荡着，至今仍被日本官方、右翼势力和善良无知的后人作为神一样被尊崇和供奉着。当今日本朝野在对华历史问题的认知和共识上并不令人乐观，安倍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迎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改弦易张地对其和平宪法进行翻牌，意在为重振日本帝国的昔日淫威而全面出击，并在民众在拉拢了不少选票，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中屡有斩获，其支持率逐步上升。

有鉴于此，天皇明仁应像德国进步朝野人士对待希特勒的理性态度那样，就其父当年犯下的最高战争罪责，向世人进行最深刻的反省和最诚挚的道歉，并向世人郑重宣誓，永远铭记其父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和军队给受害国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永不重蹈侵略蹂躏掠杀他国的罪恶历史覆辙，永远跳出从加害国最终沦为受害国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怪圈，并将当年日本高层的罪恶侵略目的、日军侵略他国的种种残酷无耻行径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告知和教育本国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使他们认识到当年的日本首先是加害国，然后才沦为受害国的历史真相；树立加害者最终必然害己的理性认识和良知，成为弘扬普世性世界和平理念、致力于与各国各民族人民和谐相处的拥护者与实践者。

结语

我们尊重日本民众自古以来对天皇的尊重爱戴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让这一传统得以健康传承，必须将裕仁的天皇尊位与其应负的战争责任区别开来，必须棒喝非理性美化老法西斯元凶、力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们的猛醒！如今是到了必须正视和追究裕仁等法西斯元凶的战争罪责，有必要在全世界公开进行一次新的“东京审判”的时候了。

 

 

作者姓名：杨鸿台

单    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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