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都是严酷的。随着思索的不断深入，必然联系到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但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康克清——编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对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某某反对某某，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践、人身伤害等野蛮手段，应该永远彻底否定外，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正确认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党的宗旨，也关系到党的未来。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笔者：您能深入谈一谈吗？

朱旦华：你上次来，曾问到我1962年3月陪同朱老总、康大姐上井冈山的事。你走后，我想了很久。记得那天在茅坪八角楼开完座谈会出来，天气很冷，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康大姐怕他着凉，要我上前请朱老总上车。我刚走近，朱老总就对我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朱老总为什么在1962年对我讲那番话？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资料，三年困难时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见，而朱老总明确支持毛主席。为什么呢？他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苏联解体后，我经常思考朱老总这些话。如果说，当年在井冈山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人的队伍，毛主席就考虑到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如此深远关键的问题，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数干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战略思考，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苏联为什么解体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内，现在党内腐败分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面对现实，再回顾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尖锐问题，我觉得自己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认识与十几年前有所不同。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为我党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战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必须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不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当然，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伤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这正是我们党需要认真总结的教训，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做法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极端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如果“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冤的战友，他们一个个都活到了今天，对毛主席希望从制度上根本上抑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

（摘自马社香著《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