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刚至，中美已经在南海、朝鲜问题上两度交手。美国军舰来到没有多少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提升了中美在此领域对抗的烈度。而在朝鲜问题上压中国经济制裁则是一箭数雕：中国如果听从，则破坏中朝关系，而且朝鲜有可能不稳定，中国作为邻国，首当其冲；中国如果拒绝，则破坏中韩关系，美国在东亚由于日韩矛盾造成的（针对中国的）缺口将会被填补。

        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中美关系一向起起伏伏，但今天的波澜已经和过去有了质的不同。因为今天中国已经取代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成为全球老二。二战以后的历史已经表明，美国对于“第二”这个挑战者向来是格外关照，不管双方的制度是否相同。所以，今天中美两国已经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同于过去具体的、局部的摩擦，比如最惠国待遇、人权等等，而是国家最根本的战略利益博弈期：双方争夺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双方争夺的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它所赋予的世界领导权，当然这自然也包括谁是最后的世界货币。

        客观而言，儒家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内向的、非扩张性的民族，中国也没有挑战任何国家的主观故意。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迅速发展，必然导致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比如，过去西方统治世界依靠的是对资本、工业产品、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中国崛起后，这三个垄断纷纷打破，这自然动摇了西方的统治基础。站在西方立场来看，中国自然是威胁。所以中美双方在这个级别的博弈不存在双赢。要么中国如同当年的苏联和日本败下阵来，要么美国是第二个英国，交出世界领导权。因此，在中国进入崛起最后一公里的十到二十年间，将面临美国的全面战略挑战。不仅中国，人类历史也随之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难以预测的大时代。

        由于中美都是核大国，这基本就排除了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时时枕戈以待、希望火中取栗的俄罗斯。

        其次，由于中美双方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某种金融“恐怖平衡”——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双方也不太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这和美国借口乌克兰危机而制裁俄罗斯完全不同。

        所以，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将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人类历史。然而刀光剑影更胜真枪实弹。

        从遏制、干扰中国崛起的角度，美国的第一张牌就是亚洲盟国。包括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由于领土争端而向美国靠拢的越南。所以，世人非常容易理解何以近年来在东海、南海突起争端。

        美国的第二张牌则是经济牌，包括公开反对中国推动成立的亚投行、力推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施压人民币升值，试图重演日本“广场协定”一幕。美国数年拒绝提高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也是这种心态和战略的反应。

        第三张牌则是台湾、达赖流亡集团、热比娅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等。虽然这些牌的功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干扰作用。

        从彻底击败中国的角度，则是价值观之战，也就是冷战后俗称的颜色革命，这是釜底抽薪之举。其做法一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令中国自我解体，不战而溃；一是全力向中国知识精英渗透西方的价值观。

        从目前看，目睹苏联解体悲剧、成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道路的中共已经吸取了苏共的教训，西方唯一的着力点就是利用中国可能出现的失误，以自己影响和支持的知识分子为工具，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如果说过去知识界自由派仅仅是某种信仰的话，现在则至少客观上成为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利益博弈的工具。当然，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回应，包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的亮剑，有效地改变了过去被动和混乱的局面。

        对于中国而言，在战略上应该明白，在知已知彼的今天，韬光养晦不仅无效也无可能。2009年美国的“亚太转移”战略已经挑明。中国过去示弱以图未来的策略对西方已经行不通，只能直面这场对决。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强碰撞，谁将笑到最后？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是要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成功转型。道理都明白，实力取决于发展，稳定也取决于发展，解决问题也取决于发展，最终决定胜败的还是自已的表现。当年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曾深有感触地说：“百姓对一个制度好坏的感受来自于能从超市买到什么”。二是要继续有效地回应民意。十八大以来，反腐、整军、治吏、深化改革、变革计划生育政策、完善大病医保、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灾难及事故，已是一脉相承。三是理论创新，争夺话语权。彻底改变自己有理也说不出、“讲不好中国故事”的不利状态。四是提出国际关系的新设想，占据道德高地。当年美国崛起过程，先是有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再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虽然都充满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法国一战时的总理克里孟梭就曾轻蔑地说上帝也才十诫），历史证明也走不通，但却把美国推到了道德精神高地，做到经济崛起，精神也崛起。中国已有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提出的和谐世界，但仍需继续完善和丰满。

        第二个变量就是国际局势。目前看，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一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不仅日趋激烈而且将长期化。战场主要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除非西方放弃乌克兰或者以反恐名义转而不反对阿萨德政权。但这显然都是政治不可能的。二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全球迅速扩张，矛头直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是西方深度介入的国家正处于失序状态，但又不可能像对待过去殖民地一样一走了之。这主要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也门。美国在伊拉克撤军的后果就是伊斯兰国家的壮大，美国也即将撤离阿富汗，其结果也将是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到时都将逼迫想脱身的美国再度重返。利比亚和也门既有陷入极端伊斯兰势力之手的危险，也有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的可能，任何一种结局，都使得西方不能袖手旁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乱局中，还不排除另一个9·11性质的事情再度发生。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自身的问题还未找到解决之道，其历史性的衰落难以改变。

        经济上看，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寅吃卯粮肯定无法持续。今天美国的国家债务占GDP的总量已经超过100%，换成其他国家如希腊早就破产。但正如2006年就成功预言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经济学者彼德·希夫所下的结论：当世人对美元不再有信心而要求回购自己的财产之时，即美元的清算日，美国就会崩溃。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何以美国如此惧怕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

        政治上看，美国的制度日益退化。当初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发生在前工业化时期，到现在两百多年了，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但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现今的制度已经越来越制约美国的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都会有退化现象。美国主要体现在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本来西方民主政治向来推崇“忠诚”的反对党，发挥的是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经济危机之后，极端政治力量崛起，如茶党，意识形态压倒党派甚至国家利益，为反对而反对成了常态，双方围绕债务上限、医疗、教育等事项，或者对簿公堂，甚至斗到即使政府关门也不善罢甘休。不仅国内如此，事涉外交也同样。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阶段，众议院议长博纳绕开奥巴马总统直接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公然反对。随后，几十名共和党参议员又联名致信伊朗领导人，警告伊朗政府奥巴马2017年初任满之后伊核协议将被否决。

        面对如此现实，一向鼓吹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是“日渐腐朽”，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已经变成“否决政治”。他最后的结论是：“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施”。

        另外还有两大危机如果无法解决，也将直接终结美国制度的未来。

        一是种族上创造美国奇迹的传统白人正在成为少数，其他族裔的崛起，必然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的民族特性。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2042年，美国传统白人将第一次被其他族裔超过。一向对美国肯定有加的世界级华人政治家李光耀在其最后一本书《光耀看天下》中，认为种族结构变化将是威胁美国未来命运的唯一挑战。可以说，只要中国顶住压力十年到二十年，种族问题就令西方再无能力和中国对抗，相反将极有可能不得不和中国合作，以应对自己的危机。

        二是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少数，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口数超过50%。“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著名的西方民主理论。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现在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如果无法改变，美国的制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之所以出现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一是由于全球化，一是由于金融、互联网产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在本国之外寻找更多的利润。苹果手机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制造却在发展中国家，结果获得暴利的仅仅是少数高端的研发人员。金融和互联网行业也是类似，获利的也往往是少数群体。可以说，如同当年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是历史必然一样，今天中产阶级的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进步的必然。这个必然也就决定了美国制度的未来。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上述因素都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对双方政治精英的宏观掌控能力、微观应变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李光耀曾形象地说中国有20%的出错概率。而假如美国仍然如同反恐战争那样，还非理性地搞出次贷，中国的胜算率恐怕会更高。

        虽然这场博弈只有一个赢家，但结局未必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吸取昔日挑战者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教训，美国借鉴同文同种英国“禅让”的经验，中美将成为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西方乃至在全球都享有盛誉、中国老朋友基辛格和施密特的看法。2012年11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上，两位老人联袂登场，语惊四座：中国不会背弃自己和平发展的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两位世纪老人的睿智和用心良苦是否付诸东流还需要历史来检验。我们只能说，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最后的博弈将成为全球的主轴。这不仅决定着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曾经几千年引领世界的中国，已经到了再度领航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