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食物主权论坛编者按】当下利益群体分化，作为符号的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也一直遭到部分精英群体的扭曲与矮化。本文作者徐俊忠老师重新回归历史文本，梳理历史脉络，反思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

        本文作者主要开启了三个问题的再思考：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虚君共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思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始终抱着反思与改革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不满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农村现代化问题上，毛泽东既摒弃了西方的城市化道路，也突破了苏联模式，指出通过农业合作化，推助农村人民公社发展来实现草根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对于民主问题，毛泽东同样突破西方和苏联的模式，既不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投票选主，也试图突破苏联的官僚家长式社会主义，提出应该使人民全面参与国家、军队、经济、文化的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些见解和努力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值得我们再学习、再讨论。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1，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开创的新路，只有一个方向而具体是需要探索的。违背宪法的邪路撇开不说，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倒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人类共有的问题。都希望按部就班，简单明了完成任务，但，事实上面对事物的复杂性往往会出错。任何时期，一个集团又红又专的能人是少之又少的。有，最好，但，建设国家还是团队的发挥主要力量。这就需要整个团队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才能建设好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宗旨，就是思想上得“红”，这是根本。每个人能力有大小，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群众路线，吸取群众的智慧，实事求是地办好具体工作。也就是说，毛主席的具体方法是”活“的，充分民主集中，体现了绝大多数人说了算。2，历史地看，领导集团趋于官僚化是常态，中央集权与“虚君共和”只是历史时期方法的选择，根本是加强民权。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公仆，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有了大众民主、大众监督的权力，那才是“虚君共和”的基础。事实上，没有民权，领导集团官僚化，公权力私有化，道德崩溃，几乎各个成”小皇帝“，那“虚君共和”，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正文：

        这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主要是我和我的部分学生一个时期以来，主要学术工作的一个记录。在丛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就我们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相关问题，与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的选择，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实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它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学术富矿。

        以建国后的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最具有超越意义的思想与实践就在于他明确地反对党内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从而开始探索一系列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这是这里所说的“学术富矿”的重要所指。显然，所谓”学术富矿”，既指丰富而又尚未被充分开发，也指其意义和价值突出而仍未被充分发现，或者至少部分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最大误解、误读的内容，莫过于关于毛泽东与党的“八大”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关系。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是充分肯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中共“八大”有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其中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这一提法，当然是为了论证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确认了这一提法，那就意味着否认社会制度改革与调整的必要性。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法认同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确实开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广阔前景，但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系统，是否都属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范畴，这是大有问题的。

        在他看来，我们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并非都能以“先进的”去统称的。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改革方案中，毛泽东就觉得这个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倍差，至少就不是“先进的”。因此，这个制度一提出，他就开始抵制。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

中共八大

        他还经常批评那个严重脱离群众的高干保健制度。尤其不能容忍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医院就马上变成只供中南海里的高官看病的贵族医院。他也多次明确反对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开办干部子弟学校的做法。透过这类制度安排，最令他不安的是，他真切地感受党的干部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诸多危险性。　　这些危险得存在，有些来自于干部对于特殊利益的追求，有些则是来自于对苏联不好制度的照搬照套。他说：

        更为带全局性的判断是他认为建国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经济与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他说：

        正是依据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至少不能把它们笼而统之地都看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因此，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也不应该仅仅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的单一问题上，而应该是“改革与建设”[7]同时并举。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与党的“八大”的政治判断，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主张有什么冲突的话，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上，而在于究竟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坚持“改革与建设”并举的问题上。

        这一分歧现在看来，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分歧。毛泽东从来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不相信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制度就真的有什么天然的先进性。他也清醒地看到，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本身就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既会有悖中国实际，也会亦步亦趋。甚至在毛泽东看来，在苏共“二十大后”揭开了“盖子”之后，如果我们还执迷于它那套社会主义建设制度，那就不是亦步亦趋的问题了，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国要建设，同时也要改革。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不应该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必须坚持“改革与建设”并举的方针，以便借助改革，使我们的制度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不论如何，毛泽东无法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达，因为它不仅忽视了改革，还可能掩盖我们制度的弊端。

        问题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新的征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一大批关于农村发展、工业政策、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医疗卫生改革、关于文化建设等等的文献，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自觉追求。从毛泽东后续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发现，“改革与建设”并举几乎成为稳定的主线，成为不可移易的逻辑。后来发生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经济主义”等等，都与这一主线和逻辑直接相关。也正是对于这一主线和逻辑的坚持，他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力图依据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行广泛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探索。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这些探索的意义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下面仅以几个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1、关于“虚君共和”的改革思路

        毛泽东十分不满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形成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他认为，这种体制好处是便于社会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易于滋长官僚主义，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不是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好的体制。为了推动改革，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指出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很快。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8]。

        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积极性也没有”[9]。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10]在毛泽东的这种构想的推动下，在他在世时，曾经有过两次中央向地方放权的重大改革，也曾经创造过共和国历史上政府机构、人员编制最为简约的时期。当然，也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种改革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混乱而被终止了。然而，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时期里，他的这种思想重新被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而出现在邓小平的许多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中。回头审视历史，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困难。显然，我们并没有超越于毛泽东当年探索解决的问题，更为遗憾的是，由于“非毛化”思潮的影响，我们没有认真地去消化毛泽东这个探索留下的思想、经验与教训。

        2、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

        建国后，尤其是实现合作化以后，对于中国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从“精耕细作”加“多种经营”，到“精耕细作”加“工农商学兵”。“精耕细作”既是中国农业的传统，也是“人多地少”这一国情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多种经营”则与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盛行“兼业”的传统有关。然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发展方针，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积极倡导的直接结果。因为，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快速发展的迫切性，有着降低农民对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抵制、对抗而引发的紧张和冲突的消极性因素的意义，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也为农村发展输入了积极的因素。尤其是借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力的集约化使用成为基本常态，创造了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的重要条件。许多经验显示，它使得许多农村原有的耕种方式更加精细化并朝着“科学种田”的方向积极发展；使得兴修农田水利，大搞开荒拓耕、农田规划整修等等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也使得分工、合作、发展多种经营不仅成为可能，也十分迫切，更成为许多地方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推广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还明白无误地告诫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11]正是在农村的这种发展中，尤其看到一些农村在多种经营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许多“草根工业”，他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光辉灿烂希望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