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是摆脱“左”和右错误思想行为的锐利思想武器。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教条。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普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都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好，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的问题。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抵制和摆脱“左”的教条主义，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在生死危亡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我们不坚决抵制和摆脱西方普世价值的教条主义，就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他们的普世价值为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那些左倾教条主义的人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而不结合实际，“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句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文革时期的教训，也是应该总结的宝贵教训，而且是不可丢弃的教训，党的历史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反对“左”教条主义和“右”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也要与右的机会主义“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要行动就有出路。”这符合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这是我们坚持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决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