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传承既是人类的老话题，又是中国的新问题。“老”就无需多说了，财富的历史有多长，财富传承的历史就有多久。为什么又说是新问题呢?改革开放是一个财富高速增长、快速集中的过程，这代人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大步流星，没日没夜，不觉老之已至，直到他们看见前方一座大门，有对楹联，上联是“怎么进来”，下联是“怎么出去”，横额是“众生平等”。于是问题来了，那怀里揣的、肩上扛的、手里拎的大包小包该怎么处理呢?

　　财富传承的一般情况

　　古时候的帝王将相，还真就把金银财宝、三妻四妾以及吃喝玩乐的各种家伙事儿带进坟墓(也就是他们以为的“阴间”)。他们可能真是搞不懂阴阳两界的区别，只是要那个排场，不然他们这些人中龙凤怎么区别于那些人中蝼蚁呢?但能带进坟墓的财富毕竟有限，大部分财富只能留给活着的人。那些被带进坟墓的财富最终也还是陆续归了盗墓业的广大从业人员，或通过考古工作者的洛阳铲归了社会大众。

　　那么，财富都留给了哪些活人呢?首先是亲人，这种人是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上组成的利益乃至生命共同体。为什么说“利益”呢?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什么强调“生命”呢?因为几个强盗也能组织起利益共同体来，因分赃不均而导致血肉横飞收场的强盗团体比比皆是。家庭则有超出纯利益的纽带——只要你不把什么都定义为“利益”。这里的亲人主要指子孙。为什么是子孙呢?我们都知道，天下间对自己最好的人始终是自己，但子孙是例外。很多人对子孙会比对自己更好。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从动物那儿继承的舔犊本能，但人类的社会文化强化了这个东西。人会把子孙看成“自我”的一部分，而且是“我”的梦想、希望、完善的那一部分，这个“我”是突破生命大限、通往永恒的唯一路径。所以，将财富留给儿孙，也等于留给“自我”，让“自我”绵延不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财富留给亲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亲”就是“亲密”，但“亲”和“密”的意思不大一样。“亲”侧重于情感，大家经常说“我们姊妹之间特亲”，这里的“亲”就是指感情好;“密”则侧重距离及频率，夫妻睡一张床是距离，一家人朝夕相见则是频率。“密”往往是“亲”的重要条件，所谓“近则亲，远则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共在地下活动时期，出于安全考虑，会指定一男一女俩同志假扮夫妻来开展情报工作。由于近距离、高频率的接触，假夫妻不久就会向组织上申请转为真夫妻。但“密”并不必然导致“亲”，同床异梦的夫妻比比皆是;在电视上舌剑唇枪争房子、在台下真拳实脚抢折子的兄弟姐妹也不少见。“密”和“亲”有打架的时候，所以在大多数人把财产留给亲人的时候，有些人则会把财产留给外人。例如一些孤老头，儿子闺女都不管他，是亲人不似亲人，而小保姆扶他起床，牵他遛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于是老人去世后把财产留给了小保姆。

　　让孤老头觉着亲的，当然不止于小保姆，还包括其他的“外”人。比如说，一些教徒会把财产捐给教会，宗教要么弱化作为家人的“亲人”，要么强化作为“亲人”的众人。一些社会政治组织也是这样，比如早期中共爱讲“阶级兄弟”、“阶级姐妹”，很多党员临终时留下遗嘱，把平生积蓄全部用来交党费。早期中共的一位领袖——彭湃——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把地契烧了，把土地财产分给他情感上刚刚加入的穷人阶级。作为捐赠对象的“亲人”，还会超越“人”的范畴，进入抽象的“道”的范畴——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人。“毁家纾难”、“毁家兴学”等习语记录的就是这类情况。

　　前三十年的财富分布及传承

　　“当代”是指1949年至今这六七十年。这段历史通常被分为两段：“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削峰填谷，把凹凸不平的财富分布平整了一遍——虽然还不是那么的平，但比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都平。这件事正面意义很大，负面代价也不小。如果没有这次“平整土地”，中国今天的情况会跟那些经济落后且两极分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略无不同。但有朋友会说，毛时代不就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吃得营养不良才停业整顿的么?改革开放不就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才让中国四蹄生风、一路飘红的么?你凭什么将后三十年资本主义的功劳，归到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头上?这个反驳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一些问题。我这里只说一点：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相对平等的财富分布，后三十年拿什么“拉大差距、强化激烈”?松紧带已经拉到0.4、0.5的基尼系数就不能再拉了。民国的松紧带就是拉得一点弹性没有，国民党还在拉，结果拉来了1949。以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历史动力是有前提的，这其中，反弹存焉，循环在焉，而且是个挺辩证的事。

　　作为财富的一种重要形态，毛时代的生产资料(如厂子、铺子)不存在传承的问题，因为都是公有的。至于修鞋匠的工具箱、磨刀磨剪子的独轮车，儿女虽然可以继承，但估计大多不愿意继承。至于生活资料，农村经过土改，从青花碗到狐皮袄，地主家被分得一干二净，财富分布得相当平均，财富的传承自然也参差不到哪儿去。城市没搞土改那样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绝大部分家庭的房产、存款、金银首饰、古董都保存了下来，虽然在“文革”初期被抄了一批，但“文革”结束后也都退还或退赔了。城市居民解放前的财富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平移到了解放后，再加上解放后新增的收入差距，这使得城市财富的不均要比农村大一些。财富的不均也会通过财产的继承平移到下一代。

　　这里需要说说当年的官僚特权，如大房子、小车子、警卫员、勤务员。这些具有财富特征的特权，按官方的定义是“革命工作需要”，这肯定是净拣好听的说了。但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前面说的私人房产、存款、古董是可以继承的，而这些官僚特权在原则上是不能继承的，实践上也没听说有多少人继承了的。当然官僚特权被家人、友人享用的现象的确在蔓延——否则“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就成了无的放矢。

　　讲到财富的传承，不能不说说那个时代的价值环境。由于生产资料的基本公有和生活资料的相对平均，财富成了一项低调、弱化的人生价值。说来有趣，“价值观”这个概念从语源上说与财富密切相关，不是父子也是叔侄。可在子侄的客厅里，叔叔或爸爸却只混了个犄角旮旯的位置。一个人更多地用其他东西(如政治地位、社会荣誉)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存在。在社会竞争场上，财富算不上足球赛、篮球赛那样盛大的赛事，感觉也就在乒乓球赛、水球赛之间。那时候的姑娘挑男友，是不是党团员要比多挣几块、少挣几块重要得多。因此在那个时代，财富的继承也就不显着多了不得，哪儿像现在，跟大决战似的。前面说的老党员把一辈子积蓄都交了党费，老文人把价值连城的文物、有山有水的四合院都捐了国家，不是他们不在乎儿女，而是儿女不在乎这个，因为那个年代不太兴这个。

　　后三十年的财富分布及传承

　　这三四十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生产资料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开始只是小摊小贩、馄饨挑大碗茶的节奏，到后来就成“房地产大鳄”、“金融巨头”的规模了。由于生产资料快速的私有化，生活资料自然也就向少数人飞速的集中。在规矩一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个人财富积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往往在几年甚至几天内就完成了。在这场“财富”的巨型魔术中，权力的魔杖真是出神入化。刚才说毛时代的官僚特权没办法由子女继承，其实国管局分的深宅大院按规定也不能由子女继承，但政府官员摇身变成了私企老板，他们给自己盖座阿房宫是谁也管不着的。

　　财富价值观横扫整个社会，财富变成了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攫取了巨量财富的上层精英，一方面对社会中下层形成强烈的刺激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又不断堵塞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底层被刺激出来的强烈财富欲望既然不能向上、向外化为雄心壮志以及人生规划，就只能在里面闷烧了。几十年前我去医院，那儿的神经科门庭冷落，楼道里回荡着脚步声，如今挤得跟一号线早高峰似的。老婆嫌丈夫不提气，恨儿子不争气，叹自己不运气——当初嫁了这么一位。老公想：没错呀，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中国千错万错就错在人太多，我应该从自己做起，不但要为国减负还要超额完成任务。他肯定希望把大官、大款、大腕给“超额”掉，但那些人有保镖陪着，警卫随着，铜墙铁壁围着。他够不着，只好买桶汽油，挤上公共汽车，拿打火机一点，给他陪葬的全是同阶级的人。

　　改革年代是一个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体化的年代。就普遍的社会心理而言，“家”——而非“国”——成了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你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会发现内部环境是干净得不能再干净、讲究得不能再讲究了。你随便走出一户人家，会发现截然相反的情景：公共空间(如人行道、街心花园)经常被行人当作小便池。在个人化、原子化的环境里，“肥水不流外人田”成为财富传承的“自然法则”。

　　譬如磨叽了很多年的遗产税，新中国自成立到现在，就没开征过遗产税。前三十年的收入差距不大，财富总量也不大，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一个辅助手段，遗产税实在起不了太大作用;但在后三四十年还不开征这个税种就另有原因了。按某种说法，富裕人群的财产情况很难摸清，因此没法开征财产税。这个理由实在荒诞，他们不但遗忘了政府设立的初衷，还忘了自己成天跟口香糖一样嚼个不停的“政治优势”。官僚集团与其说是不易了解别人，还不如说是不想暴露自己。这个群体贪腐的面积和规模十分惊人，动辄一个科长、处长就有上千万乃至上亿的“不明来源财产”。这些财产在大体洗白之前，哪能拿去登记并公示呢?

　　最近新闻里经常说到的程慕阳，是中国河北省前第一书记的儿子，父亲看苗头不对，就让儿子移民加拿大从事房地产生意，这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从这个模式里我们起码能读出三层血缘家庭的意思来：第一层，从别人兜里搞来的财富，只能装亲人兜里;第二层，血缘家庭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还是财富保卫、财富转移的特别行动小组;第三层，贪官主内，儿女主外，这比从前盗墓的父子组合更能体现人性的光辉。从前盗墓都是老子在地面把守洞口，儿子在洞下墓室里作业，而不是相反。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父亲用麻绳把财宝提上来之后，肯定还会再把儿子提上来而不是埋下面——除非他觉得儿子越长越像邻居老王。

　　财富传承的正义问题

　　财富的分布到底该不该均匀?如果财富分布压根就不该均匀，那么财富的传承也就没有均匀的必要了。关于财富分布该不该均匀的问题，思想史上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说法：第一种认为不该均匀，第二种认为该均匀。认为不该的一般都把社会不平等(包括财富不均)看成人类社会未经侵扰的处女状态，他们称之为“自然秩序”——自然界不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沙，沙明水净么?我前些时还见到有“文化学者”把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追溯到宇宙秩序，根据“宇宙热力学”、“能量不能分散”的道理，得出不能共同富裕的结论。其实，从这类涂了科学唇膏的文学嘴里，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呀。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思路，但也承认第一种思路有合理性。合理在哪儿呢?就在于它看到了社会不平等根植于“人性”的深处，的确算得上“自然秩序”。但这种思路也有根本性缺陷，因为它没看到社会平等同样也根植于人性的深处，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基本源自同一人性，二者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如果后者算自然秩序，那么前者也算。这个我不展开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我写的《高高低低话平等》或《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社会平等/不平等(包括财富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上所持观点，很接近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要有差距，但差距不要太大。的确不能没有差距，人的禀赋、能力、心气儿、付出确实不一样。鲁迅曾说，他把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作文上。鲁迅本来天赋就高，又格外努力，如果他的声誉、收入跟其他喝咖啡、打麻将的同道一样，那确实不公平。不过话又说回来，人跟人之间的这些差异跟这个世界天差地别的财富不均也太不成比例了，那么少的人究竟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居然占有了那么多的财富!我过去写过一出剧《切·格瓦拉》，里面有句台词：“别满嘴的天然差别，其实全是人工鸿沟!”

　　然后再说财富传承。人都爱自己的子女，用《十日谈》里的话，“十月怀胎，千百次扶抱”，加之年复一年的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人与子女不但在利益上息息相关，在情感上也丝丝相连。因此，普通人把自己辛苦积攒的一点财产留给子女，这既合理又合情。在一个财富分布大体均匀的社会里，财富由儿女就近继承，这可以说是最公平、最省事的办法了——假设子女人数也大体均匀，不是有的家独苗，有的一家八九个。

　　财富的传承问题只有跟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加一块，才真正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少数人通过弊端丛生的社会结构及分配制度而拥有与其禀赋、才能、努力并不相符的巨大财富，这已经有失公正了。如果这财富上的不公正通过家庭财产继承平移到下一代，那就更不公正了。为什么说“更”呢?是因为富一代好歹是自己从山脚爬到山顶的，而富二代是爹娘背上山顶的，富三、富四就直接出生在山顶上了。这很像古代社会的皇位继承。第一代开国之君把天助、人助、自助都占全了，经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锤百炼，淘汰率不知有多高，每一万个脑袋掉在地上，未必能有一个脑袋留在肩上。他们在能力、经验上的确出类拔萃。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说他“自起兵至今四十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明朝第二个皇帝心狠手辣，能力也不差，皇位本来不是他的，是他通过战争从侄子手里夺过来的。后面的宝宝贝贝就不行了。这点朱元璋自己也看得清楚，所以编了一本《皇明祖训》，让皇子皇孙死记硬背自己在惊涛骇浪里悟出的道理。

　　问题是，皇子皇孙在鸟语花香中也许记得住这些道理，但不一定吃得透、用得活，更不用说在出现新情况时临机应变了。所以皇位的血缘继承制度既无公平也乏效率，对皇子皇孙也非好事。本来他们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有的喜欢斗个蛐蛐，当个货郎，有的在弹琴绘画上是把好手，当艺术家才胜任愉快，可非被推上龙椅上去治国平天下，这不等于让人家坐老虎凳么?同样的道理，过量的财富被放到子女的小身板儿上，就会沦为“蠢财”。在历史上，不少贵公子拿了金银财宝后，不知该怎么办，只能让鸡鸣狗盗之徒都来蹭吃蹭喝，倒还留下仗义疏财的美名;今天的一些富二代开着天价豪车，争当路上的横祸，把自己撞得魂飞魄散不说，还撞得别人家破人亡。

　　财富传承的意义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以血缘家族为核心，整个一套社会价值观也跟这密切相关。对很多人来说，人生意义就是要为孩子打下一片天地，让他们过幸福生活。为孩子而活、为孩子而累、为孩子而死，成为无数人的人生简历。这个说来很感人，也很暖人，但冷静地想想，其实弊端也不小。弊在缺少对人生、人心，缺少对幸福快乐的觉悟。

　　经常在网上见一些明星大腕信誓旦旦，要让他们的儿女一辈子住蜜罐里，什么活儿都不用干，光玩儿、光开心。这可真是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既然你暂时还姓“人”，就只能按着人的路子来。人类社会的好多事情早就定好了：如果竞争、奋斗是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那么竞争、奋斗也一定会是美感、幸福感(即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得早出晚归，辛劳不辍，付出辛苦，收获快乐。从山脚爬到山顶才能“一览众山小”，生在玉皇顶上的人则没有那豪情。所以，有了钱光“玩儿”行，光“开心”就办不到了。

　　也许有年轻朋友会说，怎么办不到?爹地生日送我一辆兰博基尼，天天来一段生死时速，要多high有多high耶!“high”的确是快乐的硬指标。车速奔了二百五，毛都炸起来了，想不high都办不到。但这种以感官强刺激为特点的快乐很难持久，肾上腺老处在冒烟状态，身体肯定提前报废。古代文献里形容王孙公子们的“昼夜宣淫”，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他们即使能一天性高潮二十四次，又能坚持几天?

　　更何况，感官快乐跟幸福还不是一码事，幸福包括对长远福祉的意识，是一种有理性、有深度、有广度的快乐+认知。幸福指数光靠踩油门、服伟哥是上不去的。要真能上去，那世界上最幸福一族就非吸毒犯莫属了。遗憾的是，许多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还真就把飙车、吸毒当幸福了。更遗憾的是，他们沿着感官刺激的no zuo no die狂奔，其高速路竟是他们父母用“蠢财”铺就的。

　　财富继承的文化问题

　　在财产私有制下，父母铺这样的路在所难免。但同为财产私有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对铺这样的路更积极、更热心些，因为中国社会以血缘家族为根基，把家视为人世苦海中同起伏、共颠簸的一叶扁舟。当然除了家，个人还有小到同窗、大到国家的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并认同，但对家的认同才是第一位的。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是子女对父母的“孝”。“孝”的另一面是父母对子女的“慈”，两者都到了几乎无条件的地步(例如法律上的“亲亲相隐”制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对亲人犯法，不是可以“容隐”，而是必须隐瞒，因为不少朝代对举报亲属的人是要治罪的)。宗教会超越血缘家族，佛教入中国后发挥了这方面的影响，包括拐跑了一部分本来该顺着血管往下流的财富。但主流依然是“亲其亲、子其子”的价值观及其所引领的财富传承路线。

　　中国人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不过三代”、“英雄出寒门”的现象，是一清二楚的。但他们并没有把向“下”的社会流动(包括向“外”的财富流转)上升为一种价值观，而是将其当成可以辩证利用的手段。财富还是要“守”而不是“转”或“散”的。他们站在社会历史的观景台上，看着“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国君一遍遍亡国，沉迷淫乐的公子哥一遍遍败家，发些“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感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叹息之后，就洗洗睡了。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从制度到文化，并没有太好地解决财富集中和传承的问题。所谓“道德传家”、“诗书传家”一类的观念，的确影响了财富分布和传承的形态，但其范围非常有限。

　　新中国万象更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时间天风浩荡，颇能转移风气。当时的世家子弟多不愿住家里的深宅大院，而宁愿挤在公家分配的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遗老们觉着躬逢尧舜之世，自愧无尺寸建设之功，故捐房献宝者不乏其人。只是“天下为公”的风尚没多久就被极左政治挥霍光了。在接下来的这三四十年里，国家认同塌缩为家庭本位，“他人是自己的地狱”成为社会关系的泼墨大写意，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就差“一家设一个国防部”、“一户建一支边防军”了。在这种极端自私的文化氛围里，大量的财富有可能沦为前面说的“蠢财”。

　　相比较而言，在当代西方，宗教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还有自由资本主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的价值观等等，汇合而成一种文化的力量，推动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从私人占有转向社会共享。一部分财富阶级对财产/遗产税的支持，说明文化价值观的力量不能小看。中西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当然没必要高估，但还是有必要指出来的。

　　结 语

　　造物为人类设置了一套与生俱来、至死不易的身心限制。本文一开始说到的死亡，就是所谓的“大限”。型号小点的包括前面提到的肾上腺、性腺、空腹血糖标准之类。再者，人类心理对外界刺激的“翻译”也有“中和”的特点，中亿元大奖所带来的兴奋不会是中百万元大奖的一百倍，十倍都不可能，否则人就会崩溃——范进就是兴奋过度而精神失常的。这是对不可一世的财富发出的冷笑。有时想想非洲黑猩猩的某些后裔流水线似地奔高尔夫球场，赴精英会所，登私人飞机，住七星酒店，躺首长告别厅，入一号火化炉，真为他们扼腕叹息：拥有了这么多“能使鬼推磨”的财富，却无法突破肉体凡胎的限制。

　　要想突破这些限制，唯有对“我”进行扩容，变“小我”为“大我”，变“一己”为“大公”。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那些伟大的宗教在这个问题上略无二致。前面说子女是“我”的延长，其实子女仅仅是“我”的替代，而非“我”的扩大。“小我”不妨按着差等原则——由亲而疏、由近而远——朝着“众生”不断扩大。当然，现代社会的交流途径变幻复杂，很多动物保护主义者对猫咪要好过对妈咪。

　　中国的财富阶级——以及渴望成为他们的大众——可以在扩大的“我”那里获得比high、“爽”更具人类特色的人生意义，包括正义感和崇高感。若干年前，电视播过一档有关西部医保的谈话节目。在西部的一个贫困县里，穷人一旦得了某种血液病，就只有倾家荡产，基本死路一条，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束手无策。有位神色清朗的中青年企业家决定捐资两千万元，为该县设立这种病的救助基金。多好啊，病人的希望值上去了，企业家高糖、高脂、高血压的风险以及儿子泡妞、飙车、吸毒的概率也都下来了。那些受惠者及其家庭乃至满场观众感激的泪光，难道不比钻石、翡翠、大金镏子的光泽更动人么?!这并非是动员有钱人全去捐款，财富的向上之道、向善之途很多。

　　从动物向“人”的进化不是已经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小我”向“大我”、“一己”向“大公”的扩展是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当然是大时间尺度上的一个话题，但考虑到人类道德进化的复杂多样性，也没准儿能为中国将面临的财富传承问题提供一点启发。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思想理论》编辑部;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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