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不断取得高速发展后，与之相比我国的农村正在不断走向衰亡和凋敝，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失，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甚至连留守妇女也没有留下，大片的土地撂荒和弃耕，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提上国家解决的日程表。中共中央十八界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涉农条款中不断鼓励土地规模集中，加大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且近年来不断推进户籍改革，大力推动农民进城，言外之意，农民种地没有效率，让农民进城，让工商资本下乡种地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自中国改革开放农村改革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下的小农经济是否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点？是否需要被抛弃走美国式现代农业呢？是否在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已经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呢？或许我们应该带着疑问，全面的看待这种视角。

首先，大量的农民进城后大多数能够体面地生活，国家一遇到就有可能在城市酝酿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制度不变，但是农村内部本身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出务工经商，因为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已经无法适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事农业种地务农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农村生活成本开支的不断加大，客观上需要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的流出，但是到本世纪末，相比于改革开放初，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已经出现了严重反差和倒挂，这种情况下，似乎农村无人种地，只能依赖工商资本下乡种地，从农民手里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从而保障粮食生产，可以我们应该看到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虽然比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更加有收益，但是只有极少数能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和从事较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由于学历、技能、背景等原因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拿着低廉的工作，做着辛苦的工作。以目前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绝不可能解决将近3亿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因为本身就不能提供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健全的全民福利保障水平，而就目前中国的国家财政实力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到了结婚生子的的年龄如果无法在城市生活下去，还是要返回农村的，否则他们只能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类似外国城市贫民窟的城中村，况且城中村也是被改造的对象。如果一旦遭遇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融危机中，东南沿海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的危机，因为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返回农村，在城市没有生活下去，但是在农村还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这些作为一个基本的保障，可以有效防止他们度过危机，也帮助城市度过危机，将城市的危机转化到农村，有农村这个蓄水水池和稳定器将这个危机弱化，国民经济就可以软着陆而不是硬着路，帮助国家度过危机。因为中国的农民有一种潜在的选择权，选择在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农村的选择权，尤其是城市无法体面生活和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权显得格外不可或缺，而在土地私有化的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无法避免这样的危机，只能是经济硬着陆，触发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造成政权变动和社会不稳。

其次，我国人多地少的格局，不适宜土地的过度规模经营和让农民大规模进城。不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当前的社会背景来看都是这样。历史上，我国从来都是人多地少的格局，每当小农经济发展和壮大的时候，也就是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繁荣的时候，每当土地兼并和地主豪强大量霸占土地的时候，也就是政治黑暗和社会不稳的时候，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当下中国，人多地少产生的人地矛盾冲突依然很严重，目前由于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等自然原因和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等人为原因，我国的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我国的人口基数却不会减少而且依然在持续增加，我们之所以曾经自豪的说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主要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得益于化肥和农药的规模使用，甚至改变植物基因的违反生物规律的方式，这样即使生产很多的食物，但是却是极不不安全和健康的，而且以化肥和农药的所谓现代农业耗费了世界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化石能源，造成世界性的能源危机，而且还破坏和污染了人类本来就不多的可耕地，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而我们的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却完全可以投入适当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只要精耕细作，就能确保粮食丰收，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相对健康安全，不会对土地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也不会造成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这不仅有其历史合理性还有其现实可取性。

最后，农业的特点决定了不适合资本规模规模经营，否则有可能使农业资本绑架政府和财政。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决定了从事农业必然投资大、风险大、收益小，加上国家对于主要粮食价格的控制，工商资本下乡种田只能是赔多赚少，只能依赖流转和耕作更多土地，不断扩大土地耕作面积，搞更大规模经营实现薄利多收，或者干脆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经济，这在我国人多地少粮也少的情况下，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必然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所以到头来工商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必然依靠土地和粮食生产绑架政府，绑架国家，绑架国家财政。只有国家不断在农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和推行更加优惠的农业补贴，他们才有赚钱的可能和生存的空间，而且未必能够促进粮食的增产增收，因为农民种地主要是为了生存，满足最基本的粮食和蔬菜的需求，而工商资本则不是，农民种地没有效益还支撑，况且劳动力本事是不计成本的，而工商资本则不行。

一旦工商资本下乡种地，必然逼迫和促使的更多的农民进城，中国农村社区必然大量消亡，更多的农民必然失业，农村社会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作用必将消失殆尽。大量不能回到农村的农民必然只有进城一条选择，不是社会流民，不是失业人口，必然是待发育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而且由于国家的人口极其多，一旦土地分配失衡，财富分配失衡，社会破坏性将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基于安全和危机的考虑，鼓励资本下乡和农民进城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不能光有发展意识，还要有长远的安全考虑和潜在的危机意识，如果由于激进的改革和错误的政策导向造成严重失误，那必将会由于三农问题本身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性造成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