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双十一为象征的消费社会中，农村似乎是一个“他者”，是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但是在本文中，作者讨论了电商之于农村的意义，在培育村民主体性和权利意识、在使得村民分享更多交换价值、在构建村社的公共空间方面，农村电商可能会有所助益。

　　“双11”不知何时起，变成了一个购物节。当城里人直喊“剁手”却又欲罢不能的时候，农村的大叔在干什么?在政府从上到下推动农村电商的大背景下，村民们是否都涌去淘宝服务站“血拼”?

　　前几天，清华一个老师说，她暑假带着一个实践支队去了浙江临安，调研农村电商，她向我讲述了一个90后的小女孩吴敏的故事。吴敏，看上去有点像男生，原本在一家做装饰板材的外贸公司做会计，老板娘一直格外喜欢她，甚至把她当作自己的干女儿。但是在2014年春节，不想一辈子做重复性工作的她辞职了，理由是回乡创业，当了淘宝农村服务站的站长。这听上去是一个特别主流的励志故事。

　　随后，老师讲到这个女孩如何做“超级感动人的服务”，比如定期帮村里的老人买日用品、帮助别人退货，在她租下来的小屋里，每天都挤满了村民，有打牌、下棋、喝茶、发呆的;还有来取快递、试衣服的，小小的屋子，门庭若市，村民都夸她比女儿还好。

　　我被感动了。感动不仅是因为这个善良热情的小女孩，更是因为隐隐约约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农村发展路径的新的可能性。

　　关于农村的发展道路，近来有两种模式的尝试。第一，是“公司+农户”的合作社，但结果要么是成了徒有虚名的“伪合作社”，要么是加速了土地流转、迫使大量农民沦为产业工人，农村社会和文化结构遭到破坏。因此，合作社成了“鸡肋”，似乎在后家庭联产承包时代，除了合作化没有别的路可走，可是如何合作，并未见一条明路。第二，开淘宝店。自从“双11”席卷全国以来，一批返乡青年开起了淘宝店，似乎只要开家淘宝店，就能挣钱。可结果事与愿违，个体主导的经营模式根本无法抗拒全球资本的入侵。

　　但是，吴敏的故事却给了我不一样的启发。

　　第一，此次农村电商扶贫活动，是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政府将之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手段，通过精准扶贫调动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创业;企业加速推进，与政府签订合同，在“千县万村”建服务站。按说，这是权力与资本新的“联姻”。但是，一方面，我看到了大批志愿者和基金会介入，比如友成基金会推动MOOC课程，既有线上课程，又有线下培训，还有创业孵化，甚至还有风投;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如吴敏等年轻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为村民服务的事业中来。因此，虽然还是“淘宝店”，但已经不是个体在战斗。那么，这些“社会力量”是否能制衡权力和资本?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观念，在培训、孵化和创业实践、服务实践中，村民获得主体性和参与的观念，日后可用于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其次是人心，如吴敏等在服务过程中获得村民认可，或许民心所向，她也有可能成为以后村里的领导者?

　　第二，关于合作社。吴敏说第一步是帮村民在网上买东西，第二步就是卖东西。那么，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些绕过“龙头企业”的合作社?建立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互通有无的公平贸易模式?传统的商业模式是流通领域获得绝大多数的利益，而生产者利润微薄，甚至赔钱。但是，新的公平贸易模式是消费者直接给生产者付钱。在两者充分沟通的情况下，组织合作社，避免了近年来农村大量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困境。并且，由于利益相关，合作社内部的村民会相互监督，比如一个村民破坏了有机标准，所有村民都会被牵连，由此保障监督的有效性。

　　第三，服务站成为村民新的维系日常生活与情感的公共空间，是否可以发展成为新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20世纪末以来，村里老的人民大会堂基本已经坍塌，新的村民活动中心除了应付领导检查，常常大门紧闭。村民们到哪里去聊天娱乐，安放生活的焦虑?基督或天主教堂成为他们的首选，教堂的广场既可以晒麦子，又可以跳广场舞，还会有“教友”组织他们唱赞歌。但是依托外来宗教建立的社区文化空间，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相去甚远，这两种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的交汇影响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强调两点。首先，人是核心。具体到农村语境，农民是核心，是未来社会创造力的来源，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讲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民的发展，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所谓“现代化”的教育，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而是要改变社会结构、激活社会力量，以他们为中心，为他们服务。其次，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技术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技术、政府干预不是洪水猛兽，不能完全排斥，要加以制衡、约束和引导，当作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之一，为农村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