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男儿为何不抗争——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状况

点击：  作者：李 燕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5-09-28 10:05:55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每每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其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一个场景的描述令人扼腕叹息：1991年8月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对那些走出大楼的工作人员大声叫喊，“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的执政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几个月后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全世界得知，苏联已不复存在。

 

　　从那时起，20多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的政要、学者、媒体评论人，还有西方国家派驻苏联的工作人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描述这个过程，在他们的笔下，有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人链”，有民族地区的冲突，也有开向莫斯科街头的坦克……人们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的“沸腾”。但是，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对此，一些学者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基层党员态度冷漠，“竟无一人是男儿!”

 

　　2013—2014年，当全世界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关注俄罗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国家利益”敢跟美国叫板、甚至敢跟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罗斯总统，还有他身后80%以上支持他的俄罗斯民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战斗民族”是人们经常用到的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可以说，俄罗斯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向全世界诠释了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什么竟然没有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奋起抗争?

 

　　2014年，在俄罗斯访学期间，我曾经对一些老党员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访谈，并专门到档案馆、图书馆和几个专门的博物馆阅读了一些档案材料，尤其是当年的书信、文献资料，调查了解苏联时期基层党员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认识。

 

　　一、广大党员为何沉默

 

　　综观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苏共基层党员对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苏联解体前广大基层党员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没有“振臂一呼”，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苏共后期，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能够得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战后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加入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中。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藏匿粮食的富农斗争的时刻，共产党员组成的“工作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的主角。

 

　　尽管当时很多党员作为“城里人”并不十分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确是满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后来，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苏联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即便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党员也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党内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发展到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组织内部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也越来越小。并且，随着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在苏联后期几乎成为一些官员必备的一项工作技能。

 

　　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机构因职责划分更细而复杂化，引起各级党组织在管理上的混乱，就是因领导人的不思进取而不了了之。层层级级的党的官僚结构逐渐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下来，广大基层党员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他们所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者在私下里表达不满(所谓“耳语者”、“夜间人”)。

 

　　戈尔巴乔夫时代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基层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tui党来进行抗议外，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他们写给一些机关和媒体的“申诉信”绝大多数也被压下来。

 

　　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基层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至于推倒联盟的“别拉韦日协议”的签订，只是几个人的密谋，更与广大党员的意见无关。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基层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

 

　　2.苏共后期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党内不乏缺乏信仰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在基层党员中起的是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

 

　　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3.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基层党员无所适从。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那之后，西方国家加紧开展和平演变，“撬开”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屏障，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悄悄泛起。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把批判扩展到对“斯大林的导师”列宁以及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

 

　　后来，在苏联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大行其道，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一些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也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了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了“民主派”报纸的“旗舰”，而《星火》杂志则被某些人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其全部目标指向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使得苏联共产党乃至苏联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群众把那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而当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tui翻的危急时刻，还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用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

 

　　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特权，但很少。真正的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阶层开始“养成”。

 

　　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

 

　　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5.真正给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xiao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

 

　　“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很多历史事实被歪曲，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tui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根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tui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

 

　　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描述，1990年1月，秋明的第一书记博戈米亚科夫和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卡拉什尼科夫被赶下了台。在切尔尼戈夫一个书记因偷窃被开除，巴库的韦济罗夫因平庸无能和“看风头行事”而被拿掉，2月间开始了遍及各地的区委一级第一书记下台潮。——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

 

　　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这种处境下的基层党组织怎么能够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抗争和呼吁!“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fan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

 

　　二、沉默中也有抗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蓝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为什么越改革社会越动荡?“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

 

　　糖、肉和其它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的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俄]瓦列里·博尔金著，甄西主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最终，他们大失所望。可以说，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与非政府组织运动大潮中，选择了tui出共产党，加入其它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

 

　　但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远离政治、对党的事务态度冷漠。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

 

　　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创造的业绩完全抹杀。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从上到下引发了很大反响。

 

　　在查阅相关资料和档案时，笔者看到，还有很多类似信件和投稿被杂志社扣压下来，没有登出。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对当时否定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党，担任过苏共26大代表，并在19八9年当选人民议员的女党员萨瑞·乌玛拉托娃，1990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戈尔巴乔夫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去。她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苏联走向瓦解，她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反对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萨瑞的勇气”至今还为曾经的苏共老党员所称道。

 

　　在原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该下台。乍看起来，这些行为的矛头所指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对苏共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不满。

 

　　而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则是老党员的自杀：8·19事件后，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自杀。作为严格遵守党纪的老军人，他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是眼看着挽救联盟的努力失败，他绝望了。在8·19事件前后自杀的还有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

 

　　如果查看苏联一些高级领导、老英雄的履历，可以注意到，还有一些人的生命也终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这其中，包括老英雄、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以及“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老党员、老英雄也以自杀的方式离世，但没有得到公开报道。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那些高级领导和老党员、老英雄自杀都与党和国家的“大事”相关，但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的确确是在以死来表达内心的绝望与抗议。

 

　　到此，再看本文初罗伊·麦德韦杰夫的那段话，不难想到，苏共中央被赶出老广场大楼的那一刻，所有的喧嚣与叫骂，并不代表广大基层党员的主张。在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年之内搞垮了国家的经济。而其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引起部分老党员和很多当年的建设者的愤慨。

 

　　他们也发出了呼吁，但显然他们的声音或被苏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来攻击“保守派”，或被揭开历史“空白点”的“公开性”给压制和湮没了。当否定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时，那些为历史的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之声已经无法与之抗衡。一些老党员、老英雄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来抗争，但局势已无法扭转。

 

　　三、历史的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从直接责任看，与苏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党员并无密切关联。但是，作为执政党，苏共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党员，他们遍布于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有组织、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群众中起到宣传、示范、组织作用，没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则不可能有效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而基层党组织涣散必然给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带来严重影响。

 

　　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绞杀，没有被法西斯打败，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始终是党的事业的支持者，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虽然苏共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奢侈腐败之风，但并没有被来自于对立面的思想运动或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摧毁，主要原因也是苏共领导者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基本原则。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后期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肆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党性修养，忽视群众利益，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使得党失去民心，搞乱了党的基层组织，最终葬送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苏共失败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严明的政治纪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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