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债权人与希腊政府最终协议的达成，希腊退欧的风险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即便希腊获得第三轮救助，在外界看来其经济形势也难以得到改善。坦率而言，希腊的国家治理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典型，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都具有极为现实的警示意义。

　　其一，是“善治”与“民主”的矛盾。尽管一些西方学者经常将“善治”与“民主”混同，或者将民主作为善治的基础，但希腊危机恰恰显示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社会条件下，“善治”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希腊是欧洲较晚实现民主的国家，其社会大众对于民主的认同，多来自于对富庶西欧国家的羡慕。民主在希腊，不是通过理性的公共决策来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而是以选票换取福利的一场交易。一般来说，欧洲政治通常是左、右派轮流执政的局面，左派强调高税收、高福利，右派强调低税收、低福利。但这两个本都说得过去的选择，在民主的实践当中，却被选举的压力严重扭曲了。因为“任性”的人民往往既想要高福利，又想要低税收。所以，左派上台后加福利但不敢加税，右派上台后减税收但不敢减福利。久而久之，国家财政严重失衡，最后只好靠举债度日。这是欧洲民主无法摆脱的危机，而一个国家的民众越是任性、越是自私，其国家政治越是民主，这种危机就会暴露得越明显。事实上，民主放大了民众的丑陋，让这个国家离理性的善治更加遥远。

　　其二，是“民意”与“民生”的矛盾。希腊危机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老道理：人民有追求短期利益的倾向，哪怕这种短期利益威胁到了长远的民生。希腊危机向那些民智未开、缺少公义的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政治过程当中，将民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以使它不至于威胁到人民自身。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执政者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甚至限制民众的部分诉求，才可以让国家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发展。更需要指出的是，民意往往是被少数人放大、引导、塑造的产物，人们往往不是通过政治过程寻找到了民意，而是通过宣传、鼓动、扭曲与欺骗，塑造了民意。在民主生活中，声音响亮的反对声总是可以压倒大多数犹豫不决的赞同者。

　　其三，是“民粹”与“民权”的矛盾。在希腊危机当中，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攫取了政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底层民众愤怒的情绪可以在短时期内建构一切，但是它却无法取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事实上，齐普拉斯政权只为希腊人民争取到了更为恶劣的和解协议。对于希腊这样一个“搭便车”的民主国家，要供养它的民主，就必须依赖于外部的输血，而一旦离开了援助，它的民主往往无法让其真正走出困境。这不是因为它找不到出路，而是因为它的民主让它的人民有权利拒绝忍受走出困境所必须承受的痛苦。这恰恰是民主的最大问题，那就是，它能够保障大众以主人的姿态从国家获得一切，却无法保障大众以主人的觉悟为国家作出牺牲。人民主权对于民粹政府来说，通常不过是用以自我毁灭的工具。民粹运动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拥有民主上的制高点，却不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智识与美德。也正因为此，它往往以捍卫大众权利的名义出发，以加重大众苦难的后果结束。

　　其四，是跨区域治理与国家主权的矛盾。希腊危机不仅是希腊国内民主政治失灵的结果，而且也反映了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矛盾，即跨区域的治理机构与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建立在北约(主要是美国)的军事保护、欧洲统一市场、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之上的欧洲共同体，尽管在过去数十年的治理实践中似乎已经与欧洲各主权国家实现了和谐共存，但是从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危机等一系列事件来看，这种治理权威上的冲突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欧元区三驾马车逼迫齐普拉斯政府签订的协议，不仅是对希腊民主的羞辱，而且还凸显了两个一直为人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跨区域治理中的官僚机构与小国国内民主、优势大国的国内民意与小国国内民意的关系问题。在这次希腊危机中，官僚机构与大国意志几近于公然践踏了一个国家的民主。

　　坦率来说，希腊危机在经济上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思考却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内要平衡短期民意对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非理性压力，对外要在合作中对跨区域治理保持足够的清醒，坚持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的第一性。福利欧洲只是人类进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人类正在重回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社会都应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