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美关系“设计师”对中国的警告意味着什么？

点击：  作者：丁咚    来源：“浙外中研”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18-09-23 10:30:41

 

 

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对抗正往别的领域延烧：以对俄启动新制裁为名义，美国宣布冻结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在美金融系统所有资产，禁止该部门的高级官员访美，并禁止与这家中国实体进行商业和金融交易。

 

美国将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纳入制裁的理由是，中国近期向俄罗斯购买Sukhoi Su-25战斗机和S-400地对空导弹，违反了国会去年赋予的针对莫斯科情报行动和国防工业的新制裁令。

 

但这更像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削弱中俄军事装备合作的成效，遏制中国装备水平和军事能力提升。

 

此举表明中美新型冷战不再是一个构想，而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如此严重局面的快速形成，可能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智库研究者也许向我们提供了该国看待中国的视角。

 

美国知华派代表性人物之一、小布什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负责任的利益攸关国”概念提出者佐利克（在担任此职时对中美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近期中国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发出警告。

 

这些警告比较集中而准确地概括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即这种担忧不仅仅局限于川普政府，而且成为美国各阶层的共识；美中矛盾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几乎是系统性的。

 

首当其冲的，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担忧。美国人对国进民退，对政府扶持国企、排斥私企高度敏感，并认为中国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使私营企业无法公平参与竞争。

 

对中国的担忧，侵蚀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石。美国工商界向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强制的高科技转让、政府监管对竞争的限制以及所谓的知识产权“窃取”，都逐渐消耗了美国和它的盟友的工商界对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支持。

 

不管中国主观意图为何，但美国人认定，《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中国准备统治未来科技行业的计划。通过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海外科技企业收购，建立中国的高科技优势。对中国政府控制国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忧，伸展至对中国控制世界先进科技行业的担忧。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的外交策略从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到今天采取了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政策。可能因为在中国主场办的会议上发言，所以佐利克措辞比较谨慎、含蓄。

 

美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的本质是，中国利用各种计划强化军事能力，对外进行扩张，逐渐建立对美国的优势，并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挑战其首要大国地位。这恐怕是佐利克埋在心里没说出的话。

 

佐利克特别谈到了其作为官员参与中国加入WTO相关谈判的过程，谈到了，中国为加入WTO作出了比别的很多国家都多得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他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的关税是25%，但中国汽车出口到美国则仅为2.5%。这是川普认为中美贸易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中国需要更大的开放，需要实质上的“合规”而非形式上的“合规”。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情绪加深的结果是，针对华人的各种限制和调查越来越多。在今年四月，一家传与中国国有资本相关的私人股份公司创始人周斌，涉嫌共谋实施与公司收购莱迪思半导体有关的500万美元内幕交易，被控串谋证券欺诈和证券欺诈等14项罪名，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听审。

 

佐利克是一个极富有天赋的政策思想家，拥有高度的直觉和精确的描画力。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设计师之一，他在担任美国政府官员期间从顶层设计、机制搭建到务实操作，全方位参与，对中美关系发展曾作出重要贡献。

 

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外交政策偏离了他所设计的方向。他的批评切中肯綮，对中美关系问题抓得很准，实质看得很透。美国人对华态度改变具有根本性质，因此佐利克才说，对中国变化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不仅仅是川普政府这样看，而且美国各阶层都这样看。期待中期选举，甚至下届美国大选后，美国政府作出改变，是不现实的。

 

也正因如此，参加同一场论坛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声称，在过去几年，美国国内支持中国的群体都沉默了，他们需要重建对中国的信心。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曾主导中美建交谈判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曾是积极支持中美关系友好的支柱性力量之一，但逐渐形成了“联俄制华” 的外交政策思想，对川普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由于担心其担任顾问的美国相关咨询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开展，在最近的某次晚宴中他本人否认了曾向川普建言“联俄制华”，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战略思想家，面对中国崛起，他不可避免地会从美国利益出发，产生相关思想，也许不会直接提出“联俄制华”四个字。

 

自从冷战中期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冷战结束美中恢复关系以来，美国政商学三界曾经共同谱就中美友好发展的大合唱，但这一切随着中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转型，都渐渐烟消云散了，中美关系正从零星矛盾纠结到系统性对抗、从建设性合作转向“接触+遏制”，新型冷战俨然从理念走向实践，态势愈益分明。由此将导致世界格局特别是中国前景的巨大变迁。

 

很多人冥冥中也许仍保存着一丝美好愿望，正如欧伦斯所言，中国主动因应美国各界的期待，对内外政策真正作出改变，以修补关系，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可能会重建美国人的信心，从而改变眼下中美关系恶化发展的趋势。

附：

 

罗伯特·佐利克：“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

作者系前美国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

 

前美国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表示，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解决双方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种分歧。

 

他指出：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

 

他提到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2025；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佐利克全文发言如下：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非常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和过去的同事。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香港，是做研究。所以，我看到了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想大家都应该对中国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减贫运动，这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对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他们的决心而表示敬佩。

 

中国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些改变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挑战是要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第三个挑战是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2030报告》上进行了合作。刘鹤先生、李伟先生、卢迈秘书长等等，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发展的情况。我还记得当时中方的合作伙伴非常关注的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审视了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之后的50年，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我们和中国一起探讨如何从以前由投资出口推动的经济转型为内需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我们也讨论了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创新、环境、社保，以及对创新、土地、劳动力的依赖。

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推动消费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的改革。

 

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现在继续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我注意到尤其在一个领域还有一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债务在增长，同时国企还在进一步增长。我知道尼古拉斯·拉迪也在场，他做了一些研究，他说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他也注意到国资委旗下的这些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从6%下降到2%点几。另外40%~50%的企业都是亏损的。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每单位GDP的增长。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与此同时，美国自己的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来发言，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我来代表他们发言。我在美国也解释过我对现在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

 

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是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可以扭转的局势。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我们的期望。但是，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需要基于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美国的这种担心，我读到的最好的一份报告是来自于欧盟在中国的商会的报告。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参与了中国加入WTO历时17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现在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太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2.5%。

 

还有规则的运用，怎么样对待国企，如何要求外企强制转让技术，以及一些歧视性的政策等等。从2001年以来，WTO本身也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看整体的投资和贸易情况，双方的条件确实不是对等的。所以，在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70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了。虽然说这些体制是美国所创造的，但我不同意这种关系，但是我想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增加对中美关系的压力。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感到非常困惑，他们说到底美国要什么？到底谁来负责谈判？是特朗普总统自己呢？还是其他人？我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解决双方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这种分歧。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必须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知道中国国内也面临一些挑战，今天李伟主任也谈到了，但是也有很多国际影响。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支持。在刚才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此，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中国可以回应那些对中国的批评者。我认为改革者也能够重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

 

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遇到的困难，没有办法得出一致性政策。我是希望美国商界能够超越他们自身的担忧来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美国的商业圆桌会写了一份4页的报告，我希望未来美国的商界能够跟中国一起合作，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另外，中国也有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我知道亚投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国际标准方面、合作方面树立了典范。但是，“一带一路”好像没有亚投行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要建立经济增长的走廊？还是说要出口中国过剩的产能？还是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我希望中国能够将亚投行的原则运用于“一带一路”，也就是反对腐败，同时进行公开采购政策，创造全球的就业，以及和当地建立联系，同时不要给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太多的债务。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我知道有些国家未来将出现还不出债的风险。世界也会要求中国解释为什么给其他国家贷那么多的款，我们也要对中国的贷款保持比较透明的态度。

 

另外，与欧盟、日本，当然我也希望和美国合作，一起来解决WTO的问题。我今天上午没有时间给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只考虑今天的矛盾，或者说今天的矛盾应该用什么策略来解决，不要只是依赖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来应对美国，而是应当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我们还记得我在2005年做过一次讲话，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国那个时候刚刚加入WTO不久。在之后几十年，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系统。现在结构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中国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的成员，我们也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贡献。未来并不是说中国是否参与国际事务，而是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这些国际体系。尽管说我们还在不断地适应和改变这些体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形式上的合规，而是在实质上的合规。比方说，无论是在网络安全，还是对于南海问题，都是这样。最近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篇短论文，从历史中来学习和管理好中美关系。他提出双方不应该互相威胁、让摩擦升级，这一点是应该绝对避免的，要避免对抗。我们应该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过去40年中美之间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所以，他最后也提到双方应该互相尊重。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智的建议。

 

（来源：“丁咚”、“浙外中研”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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