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上将为“上楠亭”题名

近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欣然命笔，为正在筹建的平阳鳌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楠亭”题写名匾，以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企业家宋上楠先生倾家毁业沉船御敌的大义壮举，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宋上楠（1887～1965），浙江平阳鳌江人，当地著名爱国企业家

宋上楠，字良材，号梓芗，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出生于浙江平阳鳌江镇，是当地著名的抗日战争先辈、爱国民族工商业者。育有四男二女，1965年去世，享年79岁。

晚清时期，宋上楠即开办“宋元春酒坊”。1923年（民国十二年）鳌江镇大火，家业被全部烧光，他凭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重建酒坊，后因遭受贪官欺压盘剥，负气停业。1927年，在温州地区早期共产党人张培农、叶廷鹏的影响和领导下，宋上楠参加平阳县农会，闹土地革命。“四一二”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遭追捕，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逃离家乡，避难新加坡。在南洋，宋上楠看到了外部世界，决心实业救国。1931年，他返回家乡，创办“宋元春砻壳行”商号，创建砻壳“舻艚”船队，开发浅海蛎壳资源，组织农（渔）民砻砺壳；并创办蛎灰窑，经营建材行业。他还试产“撒田灰”，改良酸性土壤，使水稻高产，深受农民的欢迎。宋上楠还是平阳内河运输开拓人，他疏通鳌江至平阳河道，开辟航线，创办并经营平鳌内河轮船公司。企业当时自有三桅大船十多艘，合作的船只二十多艘。

抗战初期，宋上楠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领头进行鳌江人民反对大米漏海资敌罢市游行、反对桐油走私给日军等斗争，曾两度被捕入狱，由于各界的声援、营救而获释。1939年6月，日本海军通知各国政府，声称将对温州采取军事行动。面临日军进犯的危急态势，为抵御敌舰由海路入侵平阳，县政府决定动员民力，封锁鳌江入海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宋上楠倾尽全力在所不惜，毅然作出决定，关闭“宋元春砻壳行”，献出自家砻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狮子山口主航道，阻敌进港。当时家人亲友十分疼惜，他大义鼎言：“没有国家，哪有小家?！”

宋上楠爱国爱乡，平阳解放后，他投资创办鳌江铁器生产合作社（国营农机厂前身）、六一麻纺厂（国营平纺厂前身），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期间，他捐献银元及家人的金银首饰，支援国家购买“飞机、大炮”。1954年政府对“土改”纠偏，归还河轮公司。1956年，宋上楠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将“仁济平鳌内河轮船公司”改为公私合营，并担任公司副经理，直至1957年退休，前后共经营该公司二十多年。

宋上楠先生抗战期间倾家毁业沉船御敌的事迹非常感人，这是平阳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写照。最近平阳县委领导决定，发掘运用好这笔珍贵的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在鳌江入海口岸边山上建一座抗战纪念亭，名为“上楠亭”，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学习弘扬抗战先辈宋上楠先生刚直不阿、舍己卫国、大义凛然的高尚民族气节，传承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众志成城、战斗到底的伟大抗战精神。

              （2017年9月7日昆仑策网报道）

附：

回忆我的父亲——宋上楠先生

宋廷铭

我的父亲是浙南地区一位开明的民族工商业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牺牲救亡，做出了倾家毁业沉船御敌的大义壮举。我为自己的父亲骄傲，他是真正的中国人！

（一）

父亲本名上楠，字良材，号梓芗，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出生于平阳鳌江。

我祖父宋绍霖是清咸丰年间人，生有五子一女，父亲是祖父的第三子。当年地处浙南的鳌江，经济发展迅速，从单一的农、渔业向工商各行业综合经济转型，亦有外海轮船进港，与上海、福州等地通航，埠头变码头，埠头搬运工变码头工人。宋家人几辈子都在埠头、码头吃“苦力饭”。而祖父很能干，他读书识字，学习外界新事物，弃工转商、建商号，开设了“宋永盛盐行”，经营食盐和粮食生意。他性格刚强、心地善良，经常接济善待穷苦人，曾在鳌江镇西头买下整座钱仓山坟地，供穷苦人免费下葬。与祖父一个模样，父亲宋上楠也性格刚烈，好抱打不平，又聪明善贾，做生意是祖父的好帮手。他12岁就到别人家商行当学徒，15岁学成回家，帮助祖父经营“宋永盛盐行”。后来清政府下令取消民营盐行，我父亲就自己开设了“宋元春酒坊”。

父亲17岁娶妻，元配是鳌江金氏，可惜未留下子女，就得天花病逝；后娶我母亲高德妹，她德高贤惠，生有四子二女（我为三子，排行老四）。1923年（民国十二年），鳌江镇大火，下埠一条街全烧光，父亲房产荡然无存。他卖掉祖产田亩建房子，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并有我母亲的贤内助，自腌酱菜开小杂货店糊口，又重建酒坊旧业，不多时日就逐渐翻身。后遭受贪官污吏曹进夫的“酒税”欺压，不仅不按政府规定为其减免“酒税”，反而要其补交火灾期间没能酿酒生产的“空头酒税”，父亲负气停业。

父亲爱喝酒，一喝老酒，就骂“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大讲“耕者有其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喜欢广交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朋友。时值第一次土地革命期间，他结识了从广州参加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张培农（张植同志），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启导；后又结识农民叶老大（叶廷鹏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父亲说他们非常正义，他很佩服。张是平阳县农会会长、共产党的中央特派员，叶是万全区农会会长。父亲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农会，一起闹土地革命。

当时平阳县有个姓吴的大地主，家财万贯，无恶不作。我的盲人五叔喜欢赌博，原本小打小敲的并不算什么，但被骗到大地主吴某家，就不得了了。五叔没有赌本，吴某就诱骗他卖田地。我的金家堂舅代种我盲人五叔的四亩屋边良田，结果被五叔作为赌本抵押，全部输光。年终，地主吴某见我堂舅没有向他交租谷，就派人将他和我盲人五叔一起捉去，押在家中，私设“公堂”，体罚他俩长跪在尿粪桶边，嗅尿粪臭，强迫交出租谷给他。此事，令父亲愤慨万分。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卫护自身的权益，在公审大地主吴某的时候，父亲帮助我堂舅上台控诉。

后来，国民党“清党”，“二七”大革命失败，反动政府大肆拘捕、杀戮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大地主吴某之子，带兵还乡，镇压农会运动，为其父报仇。在此形势下，张培农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并通知父亲出逃避难。父亲接到通知后，依靠地下党组织帮助，匆匆逃离家乡，去了新加坡。

（二）

在南洋，父亲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外部世界，见了世面，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振兴家乡经济。三年后返乡，他将自己的字号命为梓芗，取“梓里”——家乡故里之意。我回忆少时，还记得出国归来时的父亲，头戴“吕宋”白顶帽（一种南洋吕宋出品的白色遮阳帽），手拿好多图纸。

父亲在新加坡见当地人用砻爪耙海底蛎壳，烧制蛎灰，作为建材代替石灰。返乡途中，他考察到平阳沿海滩涂也有丰富的蛎壳资源，于是，回来后就创办“宋元春砻壳行”商号，组织乡里乡亲的渔（农）民改行砻蛎壳，将渔船改装为砻壳船，组建砻壳“舮艚”船队；还用借贷等方式发动、扶植烧窑人，建窑烧制蛎灰，为家乡创立了蛎灰建材行业。

父亲对新加坡人的砻壳技术，有摹仿，也有改良创新。他利用风帆之力，在海潮涨落过程中，用带网的“钎斗”铲入海底，把蛎壳耙上网中洗净装船，这样使用的机具轻便，效率高。蛎灰是碱性的，新加坡人仅将蛎灰作建筑材料，而父亲还将蛎灰试作水稻生长期的“撒田灰”，改良浙南这一带酸性土地的红壤，使粮食获得高产，也为蛎灰产品大大开拓了市场。

他的经营方式也是新的，“自有”加“联营”，规模发展到很大。那时，自家已有十来艘三桅大“舻艚”船，合作性质的“舻艚”船更有大小二十来艘。出海船队浩浩荡荡，随着退潮海水，下海砻壳；经过一周的砻壳作业，又随着涨潮的海水，满载着蛎壳，扬帆返回鳌埠。

鳌江水，潮起潮落。归船，列队收帆下锚，停泊于下埠七间坦江面的急流中。烧窑人的小舢板、小驳船成群地拥向砻壳大船，买货送货，来来去去，一派繁忙喧闹的景象……

（三）

创业近十年，日本兵来了！“九一八”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起来全面抵抗，“八一三”上海沦陷。素有正义感的父亲，一身豪气、义无反顾，坚决地站在抗日救亡斗争前沿。

1938年春，日寇趁早稻未收之时为侵华战争筹粮，派上海汉奸大粮商顾馨一到浙南来抢购大米，向国民党政府骗得“出口护照”，装上外轮，运沪资敌，一时引起鳌江米价狂涨，百姓叫苦不迭。我地下党领导的“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搞清内情，告知我父亲等鳌江爱国进步人士，组织鳌江镇民大罢市，发动全镇五六千群众起来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制止大米出口，不许外运上海沦陷区。父亲是此“闹米案”的领头人之一，他在集会一开始，就率先登上鳌小的外操场讲台，向大家呼吁：“日寇吃饱好侵略中国，打我们中国人，我们大家要齐心起来反对，决不能让大批粮食出口，给了日本人！”台下群众掌声如雷，接呼口号不止。游行队伍齐集到镇公所前请愿，公推我父亲等两人为代表进去向政府表达意愿，记录签名时，父亲大义凛然地写上了“革命人民代表宋梓芗”九个大字。次晨，国民党县党部的王书记长欲借镇压手段，将“闹米案”爱国烈火平息，派警兵逮捕了父亲，送平阳坐牢房。后中共地下党发动温州各地各界声援，尤其是《浙南日报》刊登“闹米案”消息，赞扬鳌江群众爱国运动，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和群情义愤，只得将我父释放，并下令禁止大米出口，吊销了运米“出口护照”。父亲出狱乘河轮回鳌江，船抵鳌埠头时，镇上群众点燃鞭炮迎接，庆贺斗争胜利归来。

但镇上的那些奸商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在1941年日军占驻鳌江口外的嵛山岛之后，他们又来欺骗市民，以组织“集资公司”名义，走私桐油给嵛山岛日本军队。父亲又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并指引“侦缉队”，当场捉获走私船队。该公司经理王某负责国民党上层活动，拉县长张韶舞入股。事情败露后，张韶舞立即宣布其为汉奸，予以枪决，杀人灭口；副经理魏某负责与嵛山岛日军联络，被判为汉奸坐牢。这也是汉奸的应得下场。

1938年秋，日军在洞头岛登陆，大肆烧杀抢掠。1939年3月始，日寇军舰和飞机对温州及沿海一带县城的闹市区商场、民房、港区码头、仓库等轮番炮击、轰炸。日军还封锁海上航道，炸毁大量渔船，残杀无辜渔民。渔民都不敢出海，父亲的砻壳船队也无法出海作业。有一天，敌机轰炸鳌江，上埠我姐夫家的商号“王广源”房屋被炸烧尽，下埠我父亲家的商号“宋元春”门前炸了一个大坑。我当时正在“宋元春”三层楼房的底层，被震摔在地，差点遭遇大难。

1939年6月，日本海军通知各国政府，声称将对温州采取军事行动。面临日军进犯的态势，要抵御敌舰由海路入侵，平阳县政府决定动员民力，封锁鳌江入海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父亲倾尽全力在所不惜，毅然作出决定，献出自家砻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狮子山口主航道，御敌进港。从此，“宋元春砻壳行”即关门歇业。当时，家里家外亲友都十分疼惜，父亲虽然很难过，但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没有国家，哪有小家?！”

为国家舍小家，为大业毁家业，这就是我的父亲！

（四）

父亲宋上楠还是平阳鳌江内河航运的开创者之一。他在鳌江镇上办实业，八年蛎壳业，二十八年河轮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与他前妻的大哥、我的金家舅父金雨卿（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派人物），共同开发平阳县城至鳌江镇的内河轮船交通事业，抬高桥梁，疏通水道，建起航线，开办了“仁济平鳌内河轮船公司”。而后，有国民党党魁屡屡来扰，千方百计掠夺河轮。起初他俩与之抗争，后来雨卿舅父实在坚持不住，胆怯而要退股，我父亲便毅然购下其股权，独资经营仁济轮船公司。父亲还用手头余款赎回因火灾卖掉的祖传田亩，又购置一些田亩，共五十亩，用收到的租谷解决公司职工和家庭众多人口的主要口粮。

新中国成立后，为家乡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父亲还投资创建了“六一麻纺厂”（平阳县国营纺织厂前身）和“铁器生产合作社”（平阳县国营农机厂前身），帮助困难户解决就业问题。他对党和政府的号召和指示，一向坚决响应、执行。建国初期，他在镇上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期间，捐献银圆，并动员家人捐献出全部金银首饰，给国家买飞机大炮等等。

但在1952年，家乡开始新区土改运动，由于主持工作的山东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执行政策发生“左”的偏差，竟不经查证，就将父亲这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错划为“地主”成分，没收全部财产。1954年，根据中央指示，政府纠错，保护工商业财产。但当时只归还河轮，没有归还工商业房产。1956年，温州地区河轮业全线公私合营，父亲作为私方代表，担任改造成为国家公私合营的平阳内河轮船公司副总经理，至次年退休。

（五）

1965年的古历正月二十七日，父亲病逝于鳌江，享年79岁。在家乡的二哥告诉我，老人家临终前，总是喃喃而语：“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共产党的人呵……”可见，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父亲，至死也初心未改，把自己定位为“共产党的人”！

父亲宋上楠，一生爱国爱乡，追崇共产党，是中共党外一位刚直不阿的朋友。即便在土地革命失败，张培农同志通知他逃往海外，乃至归国后，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他仍与中共党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抗战时期与叶老大（中共温州特委农民部长叶廷鹏）、老海（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郑学习（红军医生）等同志多有往来。他们从大山上下来，时会隐蔽在我家中；他们工作中经费缺少，父亲毫不吝啬，全力支持。他们是好友，讲义气，有感情。正如离休在杭州的老红军黄李凤同志，1985年给我二哥宋廷勳写信，信中说：“……令尊的政治态度，对我党是同情并支持的。我去你家受招待的情况，至今不忘……”。她1938年间曾住我家，当时因有身孕，要生孩子，老海命她下山来鳌江，与我父亲联络，受到父亲的热情接待，在我家住了好多日子。麻步的老红军郑学习同志在写给我二哥的证明中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宋老先生与我党有联系。叶廷鹏同志等和我本人，到鳌江工作时，均有隐蔽在他家中，我们在工作时有时经济缺少，他均有支持借给我们……”

父亲退休后，多次带着孙女绥伦（我二哥的大女儿），去走访尚在世上的老友郑学习、谢仲明、翁奇玉等人。虽因当时成分问题未得纠正，他仍身处逆境，但见老友，畅谈往事，眉飞色舞，其乐悠悠。他还写回忆录和“医书”，想留给后辈阅读，可“文革”中未予保留。他没有看到祖国和家乡今天的巨变，憾哉！惜哉！

我离休至今，已是九五高龄老人，写下这些文字，以纪念父亲在天之灵。我深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他在国家危难关头，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在人生道路上，选择的是始终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救国救民、不屈不饶，舍身奋斗、矢志不渝。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的脊梁！

（宋廷铭之子宋方敏少将根据父亲回忆录《鳌江潮》及有关回忆文章整理，经宋廷铭审核修改，完稿于201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