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雷：上海自贸区要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谋子谋势】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认为，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动、拓展新空间。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保持领先优势，就要大胆实践，试验技术含量高、战略意义大的制度创新，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谋子谋势，发展成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试验区。第一，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谋划亚太自贸区（FTAPP）实现路径。第二，先行先试《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重要制度创新，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大胆闯、自主试。
　　
　　摘编自《解放日报》
　　
　　【卢洪友：在财政“紧运行”约束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的财政支出刚性将日益增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卢洪友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类民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就业、科技、环境保护等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低、均等化水平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分解、分化加深，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挂钩”，与户籍、职业、居住地等公民身份特征“脱钩”是必然趋势。因此，各级政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的财政支出刚性将变得越来越强，民生性支出压力将持续增大，而且将伴随中国整个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回落的情况下，未雨绸缪、从长计议，将着力点从单纯追求财政支出规模扩张（2015年全国预算支出总规模已达17万亿），转为着力于科学配置、优化结构、创新方式、提高效率，以此来规避、化解财政风险，将成为财政支出的另一常态化特征。
　　
　　摘编自《国家治理》周刊
　　
　　【葛剑雄：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才是真本领】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指出,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常有人说，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
　　
　　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
　　
　　【杨建文：推进法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应注意把握四点】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法官杨建文表示，推进法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注意把握四点：首先是按照司法规律，科学确定法官员额，不能搞“一刀切”。我国80%的案件在基层，因此法官员额应当适当向基层法院倾斜。其次是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实现平稳过渡。过渡期间，实行“老人老办法”，暂未入额，但在审判业务部门工作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可以继续行使审判权，法官职务和相应待遇不变，通过进入员额、转岗分流或到龄退休，实现平稳过渡。不能简单采取将助理审判员直接转化为法官助理的方式推进改革，也不能纯粹按照年龄、资历画线。过渡方案应当预留一定比例的法官员额，为暂时未能进入员额的人员和优秀的审判辅助人员留下一定入额空间。过渡期结束后，未入额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统一转入审判辅助人员岗位或司法行政人员岗位。再次是完善法官遴选机制，确保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员额。严格标准、优化程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逐步增补，不搞迁就照顾，确保业务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能独立办案的人进入员额。最后是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推动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工资制度。
　　
　　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张荣臣：官场新秩序常态化要先解决制度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指出，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使官场新秩序要常态化，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制度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本质上说，腐败或各种不正之风，都与权力有着绝对的联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强化权力公开、强化对掌权者以权谋私的责任追究。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权力滥用，从根本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更大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不重视制度建设，相反，好多制度制定出来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究其根源还是制度不配套、不衔接、缺乏可操作性。2009年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摘编自《人民论坛》
　　
　　【张荣华、郭小靓：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荣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小靓撰文指出，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构建生态文明的内生机制，相反，它对各种危害生态的做法都起到了纵容、刺激乃至鼓励的作用。所以，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成为走上生态文明康庄大道的最佳选择。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高度吻合。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使生态文明具有现实可能性。三、社会主义制度的按劳分配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必要基础。
　　
　　总之，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天然的能够激励和促成“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体系，它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和建设规律相一致，因而是一种比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生态文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特质，符合其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要求，而且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真正以人为本的、能够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社会制度。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生态化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内在于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也只有在生态化了的即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产生并发挥作用。
　　
　　摘编自《山东社会科学》
　　
　　（光明网记者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