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周总理的一件批示读出的“周恩来精神”

        我父亲熊向晖曾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手，参加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及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在协助周总理筹备会谈期间，周总理的一件批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常常向我讲起这件事，给了我很多启发。

        基辛格定于1971年10月20日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拟订方案，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10月19日，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后改名为钱嘉东)通知熊向晖当晚9时到总理处开会。

         会上，周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来访的准备工作，听了国际形势的汇报，提出了一些问题，与会的同志作了答复。

         谈到日本问题时，周总理说：“1951年9月4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把我们排除在外。由于一些国家反对，蒋帮也没有能够参加。9月8日，48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制定的对日和约上签字。1952年4月，日本和蒋帮签订了双边‘和约’。”周总理询问这两个“和约”的若干细节，在座的同志没有人回答。

        这时，熊向晖说：“一个多月前，我写信给钱嘉栋同志，附上两份材料——《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和约的记述》、《蒋帮‘外交官’张士丞关于日、蒋‘和约’的记述》，可以参考。”

       周总理说：“我没有看到。”他马上问钱嘉栋收到没有?钱嘉栋说：“有这个印象，我现在就去找找。”

       周总理又问熊向晖：“信是哪天写的?”熊向晖回答说：“9月12日。”总理笑了，说：“9月12日，偏偏是9月12日！”

       熊向晖这才想起，9月12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获悉林彪阴谋活动的种种迹象后，多方制止。林彪叛逃后，周总理采取各种应变措施，忙得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不一会儿，钱嘉栋取来那两份材料，周总理让熊向晖讲讲主要内容。他听后，认为很重要。

       散会时已近午夜，次日(10月20日)午后，熊向晖在他给钱嘉栋的信上看到总理所作的批示，批示是用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特急件钱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30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20/10 ”

       从周总理这件短短的批示，我们可以解读到以下几点含义：

       第一，周总理是批给“钱”(即钱嘉栋)办理的。他写了“请”字。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也是那么谦虚，那么尊重，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

       第二，周总理先写了“明”字，以为还是10月19日。旋即发觉已是10月20日凌晨，于是便将“明”字圈掉，写了“今午”。在批示落款处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这表明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忙得忘了时间。

       第三，基辛格定于10月20日午前抵京，周总理定于当天下午4时同他会谈。周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但这并未列入毛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按当时规定，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都必须铅印，印数是30份。周总理写了“特急件”，画了3个圈，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30本，今午交我”，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铅印本上写明意见，分送毛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由此可见，周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周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

       第四，周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为此，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只是他将“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周总理误写而未改正，这是极为罕见的。但这是周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时间要求很急，他来不及重新校正。周总理是在开了3个小时的会以后回到办公室的，还有大量的重要文件等着他阅批。可以想象，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了。而这一年周总理已是73岁高龄，他老人家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

       第五，周总理在对他的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而且写明了年月日。不像有些领导，在签批文件时。通常是只写姓，不写名。或者只写名，不写姓，而且常常不写日期，即使写了日期，有的只写某月某日，或只写某日，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对于这种现象周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第六，周总理在10月20日凌晨作出这一批示，经过钱嘉栋、外交部(办公厅)、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不到20日中午，装订好的“铅印30本”就提前送给他本人。这样高的效率是周总理长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的结果。周总理规定，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及其下属的重要单位，必须昼夜24小时有人值班。周总理常在夜间亲自打电话检查，如果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回答不了应回答的问题，周总理就会对该部门的领导人提出批评。60年代，周总理带头精简，身边只留下3位秘书，但在西花厅，昼夜24小时总有一位秘书值班。因此，即使遇到像上述的紧急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周总理身上就体现了一种精神。我们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精神，或许，可以称作是“周恩来精神”吧！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倡导和学习的一种精神。

                                                                                                                                                     (作者：熊蕾，新华社原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