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人生益友 > 医疗健康 > 阅读信息

吸取非典教训：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

点击：作者：贾谦、陈永杰、陈光曼等来源：“大道天下行”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1-08-11 09:46:59

本文就是当年上报国务院的非典经验总结报告。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全面振兴中医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中西并重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为13 亿人民健康造福。

1.webp.jpg

2021年8月6日，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发表文章《中医药在两次抗疫中的卓越表现》，赞扬了2003年非典和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中医药做出的卓越贡献。

本文就是当年上报国务院的非典经验总结报告。如果本报告的建议能够被当时的卫生部采纳的话......

以下是正文

说明：本文作者是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贾谦、杨巨平、原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定位课题组成员应光荣、光明日报记者陈光曼等人，最早以国务院研究室内参的形式上报，后来删节后曾在《中国工程科学》等刊物公开发表。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回忆：

2003年SARS期间，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定位课题组成员、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应光荣起草中医请战书，得到了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泰斗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医学教授冯理达签名全力支持，并牵头组织一医疗组，想用中医办法介入SARS治疗。

1.webp (1).jpg
吕炳奎（左）应光荣（右）

他们向卫生部、中医药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多处呼吁用中医办法完全可以医疗SARS疾病，但没有得到回应。后他们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找我转送。当时正是北京与全国处于SARS恐怖时期，我看后觉得有道理且紧急，马上通过本人所在单位国务院研究室将信送温家宝总理，得到了温家宝与吴仪副总理的重要批示，对中医介入SARS治疗过程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

1.webp (2).jpg

1.webp (3).jpg

事后，我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协助下，对中医的重大战略意义进行了半年多调查研究，提出了下面的报告。报告稿征求了邓铁涛、陆广莘、周仲瑛和史常永等著名老中医的意见。

报告通过国务院研究室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删节后曾在《中国工程科学》等刊物公开发表。

1.webp (4).jpg

原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陈永杰博士

1.webp (5).jpg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贾谦

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

为 13 亿人民健康造福

——当代中医药发展与管理改革研究

2004 年 5 月

按：中医药博大精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她既是一门传统科学，也是一门未来科学。几十年来，我国中医药日益西医化，发展面临困境。人口与健康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重大问题，我国也提出了“2020 人人健康”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全面振兴中医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真正中西医并重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为 13 亿人民健康造福。

本报告征求了几十位中医药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可贵建议。

中医药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她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日益强盛发挥了十分重大作用。近一百多年来，随着西医进入中国并占据统治地位，更因许多国人自贬和歧视中医，中医药发展处境艰难。当前，西方医学开始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医药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与未来医学发展方向非常一致，西方开始重新审视并日益重视中医药。

现在，人口与健康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最重大问题，我国也提出了“2020 人人健康”的宏伟目标。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全面振兴中医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中西并重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为13 亿人民健康造福。

一、从抗击 SARS 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中国历史上曾遭遇无数次疫病侵袭，但从未像欧洲那样一死几百万、几千万人，主要原因是中医药在防治大疫上屡建奇功。这次抗击SARS，中医药再立新功。去年 SARS 袭击了 32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染病者 5327 例，占世界的 60以上。全球 SARS 病死率为 9.5 %，中国内地为 6.5 %,台湾为 12.5 %，香港和新加坡为 17%。

中国内地效果之所以好，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介入了治疗过程（中医参与治疗的患者占58%），中西医配合治疗发挥了特殊作用。

一是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介入最早最深，病死率不到 4%；北京中医介入后病死率只是介入前的 20%。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 50 余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仝小林中医小组治疗 16 人，均无一例死亡。

二是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的人均费用是 5 万元以上，中医费用大大低于西医，广州中医大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费用最高一例才 5000 元。

三是基本无后遗症。

因大量使用抗生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坏死的超过 1/3，患糖尿病的占 1/3，中医治疗为主的至今尚未发现特别后遗症。

中医治疗SARS 的作用与意义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高度评价。WHO 专家认为，中医药抢救了大量 SARS 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是安全的，潜在效益很大；要总结中医药治疗SARS 成功经验，提炼出带规律性的方法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党中央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中央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国人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异化，日益不姓“中”。

一是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薄弱。

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 1949 年 27.6 万人，到 2002 年还是 27 万余人，53 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 8.7 万和 157 万人，增长 17 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 3.2：1 变为 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 520 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 50 万人，不足 1/10。

二是按西医模式培养中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

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人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三是否定师徒传承，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

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 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 300 人。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

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四是按西医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目前全国有 2800 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

据统计，2001 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 40 %，西药则占 60 %。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

其原因，一方面，60 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借助仪器化验才能诊疾断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穷。

五是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 1956 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 167 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 98 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

近的如去年抗击 SARS。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 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 SARS 是一种温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 SARS 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靠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 SARS 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 SARS 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六是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需要现代化，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和科学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本来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的“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应归于西药范畴。

又如，1992 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 400 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

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论基础和特有临床体系特点，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还出现了吃死患者的“小柴胡汤事件”。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首先，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产生了片面、极端认识，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正式取消中医，因民众反对而未执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医药经常受到“落后”、“不科学”等批判。

50 年代卫生部一副部长公开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论断，党中央明确保护中医药的方针之后，国内再无人公开否定中医了。尽管如此，50 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 之名，试图用西医改造中医。这种思想和做法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医疗卫生系统甚至普通大众。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 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其次，医疗卫生的一些法规制度导致在管理上阻碍中医。“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这使得那些虽有医术，但只是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传承千年的坐堂医师制和中医师个人行医，非常方便就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不予承认，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个人医师门诊。临床自制中药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另外，中医药教育、科研、价格、评审等制度，许多方面实际上都是在歧视、扭曲和限制中医药。

再次，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

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医文化可能只会留存于典籍之中，无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了。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

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西医生物化学方法来研发中药，以为这就是中药科学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这就是中医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只是在部分领域和方面有一些成果，而有的还只是类西医成果。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医化。

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以西医为主。其结果是中医药临床日益异化，中医药研究的主要基础不断丧失。

四是中医药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

主要是传统中医药的某些固有特点不大适应市场经济潮流要求。中医的秘方秘术深藏民间，神秘性和私秘性强，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难以对之保护，造成普及困难；中医经典语言难读、理论深奥，现代人因缺乏传统文化教育而难以掌握；中医师徒传承重个人重亲情，与现代公众普教方式有差别，若不将二者结合，不重视临床实践与言传身教，难以培养较多中医人才；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四、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振兴中医药

充分保障 13 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 85的人口（90以上农民、50 的左右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

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十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 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 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 1.3 万亿美元，占 GD P 的 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 43 。即使如此，美国仍有 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

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 5 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 100 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 18 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 4 倍。

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 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 1.3 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 2001 年的 GDP 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 GD P 的 13％水平（这需要 1.25 万亿元人民币，2001 年实际为 5150 亿元，占 GDP 的 5.3 ，相差约 60）。近几年我国卫生费用增长较快，占GDP 的比重每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照此速度，我国也要 16 年才能达到美国目前的支付比例水平，而实际上不可能这样持续增长下去。

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 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 60％。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政府支出比例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 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 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 17以上，成倍地高于 GDP 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 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 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 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 31 ，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 80％，世界平均为 30％。我国各类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 12－32％，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致死人数达 20 至 50 多万人，大大超过是生产安全死亡人数。医源性疾病（因治疗因素产生的新疾病）已成为国人生命安全重大威胁，每年因此致死者占住院死亡人数的 20以上。有专家估计，实际状况比统计的更为严重。

第二、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与未来医学发展方向极具一致性。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学强调防重于治，提倡养生。防病养生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这正是西医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中医主张心理治疗，治病先治心，强调心理与身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这正是未来医学所竭力主张的。中医有一整套养生理论和各类中医气功，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健身方式，这正是现代精神心理学、医学与体育相结合的新型健身方式所要走的道路。

中医药简单、方便、价廉、效验。中医健身，从太极拳到坐禅入静，老少皆宜，早晚练上一遍，全天精力充沛。中医防病，春夏秋冬，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老百姓都或多或少学习了一些防治疾病的方法。

中医治病，从中药到针灸、推拿，许多医生都有一套对治普通疾病的办法，且治疗方便、效果显著。

中医药价格低廉,据统计，2000 年各级中医医院人均每天的住院病费用明显低于西医医院，部省市县四级医院分别低 147 元、151 元、67 元和 44 元。另外，对一些疑难杂症，中医有不少独特对治方法，效果为世界少有；对老年病及富贵病、“亚健康”等现代病，中医养生方法更是能起根本防治作用。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

1956 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 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 90%，且无后遗症。1990 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 1988 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 1983－1988 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 1∶234。这次抗击 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正是这种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 1/4，民间诊所更高达 63%。

第三、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70 年代，我国以世界 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 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 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 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 2 亿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

世界卫生组织 2000 年对 191 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 4 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 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 39.4∶60.6，世界平均是 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 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 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五、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

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建议将全面振兴中医药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一是中医药人才工程。

197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应该重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但时间已过 25 年，中医药学后继乏人状况更加严重，许多老中医不得不发出“抢救中医”的强烈呼吁。

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

首先，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其次，将传统中医药教育与“中西医结合”教育基本分开。

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医学模式，中医和西医均有成熟、系统的教育方式与经验，“中西医结合”则尚待探索。中医教育应是独立的，应与西医教育基本分开，也应与“中西医结合” 教育分开。后者既可建立专门院校，也可作为中医、西医院校附属的独立科系。

第三，加大中医药院校投资建设。

从中医药学校到大学，再到综合大学的中医院系，都要逐步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要在中医院校普遍开办附属中医小学、中学，让部分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中医药理念熏陶，从娃娃抓起。

第四，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

当前,民间中医药已成发展趋势。据统计，2001 年全国私人卫生机构近 14 万所，超过 20 万人；私人诊所中，中医医生占 48 ，中医治疗为主占 47.3 ，中西医结合占 16。要研究传统中医特殊成才规律，结合现代执业医师资格要求，制定专门的资格认定和执业监督办法，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整顿和规范民间中医市场，依法打击各种鱼目混珠的江湖骗子。

第五，对中青年中医师进行经典温课活动。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实施四大经典温课活动，再教育了不少中医，明显提高了临床水平，他们在抗击 SARS 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这一经验应当加以推广。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二是中医药科研工程。

中医药科研必须以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为主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

其一，学习和继承中医药理论与经验。不掌握传统中医药理论，真正中医药科研无从谈起。要像学习和研究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中医药科研人员首先要以虔诚和严肃的态度学习和继承中医药基本理论。要加强对中医药文献的研究，重视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挖掘、整理民间传统医术秘方，严格保护其知识产权。

其二，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其三，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以《药典》成方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开发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中成药；同时，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药品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

其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医治疗方法，到新中药新验方和中医医疗器械器具研制，再到中医药临床效果检验，都要按照中医药规律特点来建立科研及成果评价标准与体系。它可以学习与借鉴西医成果，但须独立于西医。

其五，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采取措施逐步将现行中医院建成真正的中医院。从看病诊疾、处方用药，到治疗行程、临床验效，全过程均以传统中医为主。实施品牌战略，把名院、名科、名医的文章做大。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可建独立医院，也可在中西医院设附属性独立科室。

三是中药产业发展工程。

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 10—20% 。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应抓住机遇，推动中药产业上大台阶。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做好中药材资源普查，充分保护和合理采集天然中药材；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养殖业。中药饮片是按中医理论炮制的，是中医的处方用药和中成药的主要原料，其质量好坏决定着疗效。要加强中药材种植技术研究和饮片炮制方法与规范研究，保证其纯正药性。饮片是中医药不同于其他医学药品的一大特色，炮制技术与标准均属国家机密，不能轻示于人，应当禁止外资进入中药饮片生产。

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通过财税等措施支持新中成药开发与生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中成药生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企业结构，尽快改变中成药生产散乱差状况。加快新中药工程技术研究，提高生产设备工艺水平，建立现代化规模化的中成药大公司，把建立名厂、名店、名药的文章做大。将普及性新中药列入医疗保障范围，扩大其消费市场。

三要整顿规范中药市场。坚决打击中药市场的假冒伪劣行为，规范各类中药商的经营行为，建立健全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医医疗器械器具标准，加强检测检验，维护正常流通秩序，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

四要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中药材和中成药出口，支持中药企业到国际市场建立销售和生产基地，支持中医国外行医。还要“请进来”，为国外培养中医药人才，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要保护珍稀中药材，协调中药企业出口行为，规范中药出口秩序，维护中药良好形象，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四是乡村中医药工程。

我国过去公共医疗卫生覆盖面能达 85%，主要得益于中央关于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和推行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受市场经济冲击，赤脚医生已不复存在，合作医疗受致命打击，农村公共卫生网几近消失。目前，农民缺医少药、无钱就医、因病致贫返贫、因病倾家荡产的状况非常严重。据调查，农民患者有 37%是应就诊而未就诊，65%是应住院而未住院，因病致贫、返贫占农村贫困户的一半。

根本上解决 9 亿农民医疗问题，一须逐步建立起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农村合作医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的步骤。中央最近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已着手进行试点，要加快试点进程。二须建立起与合作医疗相适应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目前，赤脚医生均转为个体医生，乡镇卫生院的普遍状况是资金匮乏、设备落后、药品不足、医生人数少技能差。全国 4 万所乡镇卫生院， 1/3 运行尚可，1/3 勉强维持，1/3 处于崩溃边缘。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医疗服务方式上必须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在农村建立起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行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为此，必须实施乡村中医药工程。

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

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

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

四要采取税收优惠和信贷贴息等办法，为农村低价提供中药、普通西药和医疗器械器具。

五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

六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五是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

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

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为此，建议将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管理改为国务院直属，或单独成立中医药部。这是保证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性，使其能真正按中医药规律特点管理中医药的制度与组织基础。这有利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并重的要求，有利于真正推进中西医的并驾齐驱，有利于中西医的相互竞争与共同发展。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比例，也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