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只要像十九大号召的：“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必然渐入佳境，大势将应了一句老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到了这里，您还以为美国举国体制围堵华为，只是因为5G领先嘛？非也，究其实质，依然是劳动和资本之间阶级抗衡的结果。不要低估华盛顿国会山议员的政治嗅觉。经济哪儿能脱离政治呢？

当下，举世关注中国和美国经济的此消彼长，这种此消彼长并非标签化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两种生产方式的较量，略作浓缩，一个是北京模式，一个是华尔街模式。

两个模式，有不少共性，此处只说重点：高度重视科技管理创新，也大规模产生亿万富豪。

两个模式，当然有许多的差异。本文重点分析一种差异，即本质差异：

北京模式：创造超额客户价值。

华尔街模式：创造超额股东价值。

这个差异，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所向披靡的核心诀窍，也可以认为是美国经济停滞，走向衰败的病灶所在。

两个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也刷新了所有的教科书。对于当下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认为，是自由竞争的修正主义；传统的教条社会主义认为，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人们常迷惑于现实矛盾，这种不约而同的迷惑，反映了人类认识滞后于实践的常态性。

关于创造超额客户价值

华为的客户北斗星，海尔的客户至上倒三角，小米的客户参与生产环节，腾讯的客户体验导向等说明，客户核心观已成中国经济运行的大势，也是中国企业飞速成长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既是企业生存、持续的市场竞争需求或者无奈之举，也与中国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受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为人民服务”有关，任正非对此有过清晰诠释。如果抽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企业提供超额客户价值，也可以是理论上的剩余价值再分配途径之一。

以消费者数据为基础的消费者喜好和需求设计，倒逼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等供给侧的制造业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许多中国企业家意识到，在ABC(机器人、大数据、云)时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在于利他性、包容性、普惠性前提下的互惠，这是对企业自身规律的认识，是企业家眼光敏锐的反映。即时通信、网络支付等新型科技，发端于美国，兴盛于中国，这种反超，是腾讯、阿里在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的坚守，与美国投资回收急迫性的对决。

一位美国观察家悟道，中国企业成长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协作性强；对这一点，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家认为是“跨领域价值网的高效合作组织形态，它使组织获得更高的效率”，（陈春花《共生，未来企业组织进化路径》），如华为的与客户、与供应链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先进的认识，是围绕着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而产生的。

马云在华尔街宣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如石破天惊。资本主义的视客户为上帝，是为了市场营销，从来不是逻辑的起点与终点。令华尔街的大佬们心生震撼的是：它掀翻了资本主义的核心——股东第一位。在资本主义心脏注入非资本主义药剂的，不是苏联的军舰，而是向社会化大生产演变的现代企业发展理念。

摆脱按资分配、股东第一的排他性，是共有共享，也是创造超额客户价值的前提。从“一带一路”精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具有发展生产力的刚性，必将对任何羁绊因素产生冲击。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正如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10.3）

在员工优于股东方面，阿里尚未给人深刻印象。但是，除了海尔的“创客所有制”，华为在以客户为北斗星的企业文化创新中，较早的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任正非，作为一位被国企除名，两万元私营起家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把毛泽东的价值法则、科学实验、为人民服务、鞍钢宪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户中心、科技创新、上下游产业链兼容并蓄为一体，致力于创造超额客户价值，走出了一条领先全球的企业道路，组建了一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劳动阶级大军。它的特色，就是员工主体、共有共享。

华为案例至少有以下方面的意义：

1、企业创造超额客户价值，必须要以员工主体为前提。

2、员工主体实践来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它已经在日本丰田的精细管理和全员质量管理中发挥了威力，但根本的威力发生在华为，因为华为的员工持股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华为的会计方法和机制，是彻底实行鞍钢宪法效率的根本前提。

3、虽然经济方式不同，但这种“上下同欲”创造超额价值，自两弹一星白手起家就开始了，其精神建国以来一以贯之。

4、在市场经济中，它基本实现了“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

5、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劳动价值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追求：“只有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知识全部得到运用”（《致命的自负》），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相通。

可以说，华为等企业的中国现象，当它把劳动价值优先于资本的理念化为企业的机制和动力，就可以实现古人追求的“上下同欲者胜”，实现真正的客户第一，就可以在创新和市场竞争中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这时，它通吃了东西方，通吃了传统的社资概念。

关于创造超额股东价值

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工业资本，制造业萎缩，社会经济过度依赖金融等服务业的结果。产业去实就虚，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必然推波经济危机，遭受周期化的重创，这些都是超额股东价值的驱使。投资专家Marc Faber博士评论道：联邦政府正在给我们每个人发600美元的退税，若这笔钱花在沃尔玛，钱就去了中国，若买汽油就去了阿拉伯，买软件它将会去印度，买一辆好车，它会去德国和日本……，留在家里的唯一方法是买枪，妓女和啤酒，因为这些仍然是美国生产的唯一产品。

在中国，出现阶段性房地产暴利吮吸制造业资金，大有绑架经济之势，以及金融创新名义下的非法集资席卷一些地区，波及地方社会稳定，同样也是超额股东价值的驱使，不过是具有中国发展阶段的特色。

列宁在一百年前指出，“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美国自上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加强了反垄断法和证券法，扩展大众持股，通过严刑峻法，确保证券市场忠实股东利益，尽管如此，并没有阻遏华尔街和军火商的融合，例如通用电气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金融业务占比51%，超过制造业。美国的这种经济特征，绑架了其对外政策，不断挑起局部战争，结合对华战略调整，制造贸易对抗，挑战台湾问题底线，这都是维护其资本垄断霸权和军火商利益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完全是鼠目寸光。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如何”（列宁）。今天美国的金融垄断早已达到天文数字，以追逐超额股东价值为使命的美国经济，很难摆脱垄断资本所热衷的军事耗靡，霸权欺凌，特朗普和美国后任总统能否扭转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取决于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节制，前途很不明晰。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的上层建筑完全维护，纵容股东攫取超额价值所致。

至于中国大批产生富豪，应该是阶段性现象，只可能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探索成本。产生巨富的生产方式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宪法法理，在资本集中到达垄断之前，将被逐渐得到约束。去年以来，网联对第三方支付的管控，原油期货开张，和安邦吴小晖案，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显示了在开放中中国对国内外金融垄断资本的警惕。

当下，只要像十九大号召的：“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必然渐入佳境，大势将应了一句老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到了这里，您还以为美国举国体制围堵华为，只是因为5G领先嘛？非也，究其实质，依然是劳动和资本之间阶级抗衡的结果。不要低估华盛顿国会山议员的政治嗅觉。经济哪儿能脱离政治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