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尾声病树

点击：作者：双石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11-19 10:51:5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颠覆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张国焘，他一笔墨汁儿，泼黑不了天！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老天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机缘，这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还会开花，还想结果！

果不其然，在一个月后“宁夏战役”中，这纠结的心芽，再次复萌。于是，造成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并遭致失败的严重后果。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从现在看未来》，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了有保留的“检讨”：“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

张国焘还明确承认：“……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1]

1937年3月25日～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会议出席者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凯丰。

红一方面军负责干部彭德怀、林彪、萧劲光、罗荣桓、刘亚楼、蔡树藩、陈赓、董必武、莫文骅。

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

红四方面军负责干部周纯全、何畏、傅钟、何长工、邵式平、倪志亮、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王维舟、谢富治。

原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负责干部高岗、郭洪涛、戴季英。

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负责人郭潜、李中权、罗华民。

四位红军女干部：朱德夫人康克清、博古夫人刘群仙、李维汉夫人金维映（阿金）以及李坚贞。

列席会议的还有：吴亮平、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毛齐华、李井泉、胡耀邦、曾希圣、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笃生、袁克服、周光坦、丁武选、段家石。

以上共计60人。

未出席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白区工作）、邓发（在苏联）和林育英（被派往外地从事职工工作，张闻天对张国焘称：林育英过去说的不能算数）、刘伯承（率援西军在镇原接应西路军失散回归人员）。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作检讨，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尔后五天里，与会者们经充分讨论和表达意见，形成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全文如下：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甲）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乙）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丙）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丁）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戊）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己）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

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庚）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成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连系着。

（辛）中央对于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壬）中央更号召全体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2]

这个决议“暂时保留”了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也就是没有作出组织结论。

4月6日，张国焘写出了他的第二份“检讨”——《关于我的错误》：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阍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动力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

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3]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焘这些话都是说来胡弄党胡弄别人儿当然也是胡弄自己的。

1937年8月22日～24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何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与会。会议议题为：㈠政治任务；㈡军事问题；㈢国共关系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来的“七人主席团”[4]增补为11人：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5]

张国焘未再进入军委。

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组织问题和南方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何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与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张国焘为委员之一。[6]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从延安出发到中部县黄陵祭陵。4月4日祭陵结束后，搭乘蒋鼎文的汽车同去西安，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去电或派人与之沟通，但均无效果。17日，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党，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4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7]

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这并不是张国焘第一次当叛徒。

1924年5月24日，由于叛徒杨德甫出卖，供出了张国焘等人，北洋政府交通部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杨子烈夫妇，并搜出中共三大决议宣言书及信函多件，在刑讯中又确认了其共产党员和中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身份。

尔后，张国焘没有扛过敌人的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其中有：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还供出的各铁路线上在党工人名单：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遂将张国焘的供词密报北洋政府内务部。

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军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要求按名单火速抓捕。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的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而《新民国》杂志编辑、北京团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范体仁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却相继在北京、石家庄被捕。

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同志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有大米饭吃，有干净衣物可换，摆脱了死刑的阴影，求得了性命的苟全……

5个多月后，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也被撤职。当时的冯玉祥是个基督将军而且思想相当“左倾”，党组织遂利用这个机会，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监狱中展开营救活动……

两天后，新任京畿卫戍司令宣布对张国焘、杨子烈等人“无罪释放”。

张国焘出狱后，将这段叛变的经历全部抹去，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甚至在《我的回忆》中还自称：他在监狱五个月中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8]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部门在清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警察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被张国焘隐匿且粉饰了数十年的“叛徒”经历才得以昭彰于世。[9]

张国焘在1938年4月第二次当了叛徒后，又被戴笠所延揽，专事“对延安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终沦为了军统特务！

一个没有真正政治信仰且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即或在敌对阵营中也是不受待见的：他背弃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加盟敌方队伍，却连个警卫员都带不走，“对延安工作”更是长期未见成效。随着这种“长期未见成效”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延伸，他在他所投奔的这个阵营中也越来越不受待见，日子也越来越难过。祖国大陆解放之后，他随旧政权逃往台湾也仍然不受待见而被“劝离”，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居住，直至客死他乡……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在艰难曲折中磅礴奋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注释

[1]张国焘：《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95～第10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52～第9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张国焘：《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34～第1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7人组成的军委主席团，《中央军委主席团转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组织的命令（1936年12月7日17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488～第4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527～第5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7]《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492～第49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8]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339～第34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9]《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0年第2期第64～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