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炬同志陪同毛主席视察成都刃具厂，向毛主席汇报勤俭办厂和文明生产。

图为刘炬同志陪同朱德视察。朱总司令表扬刘炬是“勤俭办厂的典范”。

图为在谷牧90大寿上，回顾基建工程兵的光辉历程(左一为本文作者刘向群)。

图为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经周恩来总理介绍，专程到成都刃具厂参观学习。刘炬向切·格瓦拉介绍产品情况。

刘炬同志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党委委员、水文地质指挥部政治委员。刘炬同志于2019年3月21日在解放军301医院逝世。享年99岁。

以下是刘炬之子刘向群撰写的纪念文章。

我们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为让下一代能够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特在追悼会上介绍一下父亲的生平：

父亲是1938年２月正当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率领一批同学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当时山东临沂地区既有国民党政权又有共产党及汪伪政权。父亲作为青抗先的组织部长，一方面组织武工队打伏击、拔据点，一方面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加县大队、妇救会和儿童团，解放区面积很快由“无立锥之地”扩大为占临沂总面积的85%，受到上级党组织的多次嘉奖和表扬，父亲不到21岁便成为当时滨海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抗战期间，父亲的警卫员就牺牲了三位，有一次手榴弹在脚下哧哧冒白烟，被父亲一脚踢回到鬼子群中爆炸。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县委书记、独立团政委的父亲，一方面完成了临沂的土地改革，一方面率领独立团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消灭国民党快速纵队等十几次重大战役，同时组织大批民工支前。当时参加支前的民工山东排第一，而临沂又排山东第一。消灭国民党唯一的快速纵队时，天降大雨，坦克、装甲车全部陷到泥里，父亲组织独立团到处打冷枪，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放弃现代化装备仓皇出逃。唯一一辆坐着美军顾问的吉普车被士兵从泥里抬出来，但半路上又从被民兵偷偷拆毁的桥上掉进河里。国民党强迫老百姓下河打捞装备，老百姓不仅不捞，反而把枪支、电台、望远镜等装备踩进了泥里，最后都交给了我父亲领导的独立团。在父亲的领导下，还涌现出红嫂、妇女支前队（站在冰水里抬着梯子让战士过河）等大批支前模范。陈毅因此感慨的说：“正是（临沂）千千万万的民工用小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

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中央希望山东“把压箱底儿的优秀干部”支援西南局。我父亲以临沂地委书记的名义被调到西南局，担任组织部党员管理局局长。他不负众望，深入到西藏、贵州以及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很快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西南地区的土改、剿匪以及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多次受到邓小平的表扬。

西南局撤销后，中央成立书记处，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点名把父亲调到书记处二办，配合谭震林，邓子恢同志负责农村工作。当时全国学苏联掀起了合作化运动，陆续成立了17万个合作社。父亲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此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白天敲锣打鼓入社，晚上为失去的土地抱头痛哭。我父亲在谭震林、邓子恢的支持下砍掉了10万个合作社，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三反分子”种下了祸根，但父亲从未因此后悔过。

1956年中央书记处撤销，当时作为中央大员的父亲，几乎可选择去任何地方。我父亲认为，自己打过仗、搞过农村工作，但是没搞过工业。中组部建议父亲到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大连造船厂或吉林化工厂任党委书记。我父亲却希望到最艰苦的大西南从头干起。当时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中，准备分别在哈尔滨、四川建两个量具刃具厂。我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四川。

全家到四川后，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突然宣布只保留哈尔滨刃具厂，成都刃具厂立即下马，并拨出少量的安置费。此时最了解我父亲的谷牧及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陈野平，都希望父亲回北京重新分配。我父亲看到已破土的工厂和近万名哭哭啼啼刚从农村招上来的工人，以及量具刃具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毅然决定：就用这笔不到建厂费用1/3的安置费，把厂建起来。一方面书记带头，宿舍、办公室全部搭建茅草房，一方面自降工资一级（父亲当时是行政10级，在北京时工资为230元，到四川按规定应予保留，他却自行把工资降到209）。把省下的钱全部用于建厂房，同时与广大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只用了1/3的资金以及1/3的时间，就把厂建起来，时间比资金充足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整整快了一年。

这件事被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汇报给了朱德，朱德立刻到刃具厂进行了考察，当他看到：一边是书记住的低矮破旧的茅草房，一边儿是现代化的工厂，十分感动，当即提词：“勤俭办厂的典范”。并提出：你们为建设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闯出了一条新路。谁说我们共产党、土八路除了打仗只会搞农业搞不了工业？回京后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做了介绍。刘少奇先后两次到刃具厂调查。此后，凡是到四川的中央领导几乎都要到刃具厂考察。而到中国学习的发展中国家，周恩来都要介绍他们去刃具厂学习，如古巴苦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等。国家给了刃具厂极高的荣誉，但父亲从不出头露面、居功自傲。每次新闻单位采访总是借故回避，把荣誉让给基层干部和工人。

毛泽东到刃具厂考察，更是传为佳话。毛泽东从不轻信汇报以及报刊宣传，到成都后，既没给西南局也没给省里、市里打招呼，只带了警卫员、秘书便直奔刃具厂。由于主席带了大口罩而且平时参观的人又多，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门卫以及工人的注意。据后来警卫员介绍，毛主席过去考察过的一些工厂，总有一些跑冒滴漏和脏乱差的现象。但由于刃具厂生产的是精密仪器，父亲再三强调：“为保证质量要把工厂建成花园”。因而主席看到的刃具厂既干净又整洁，绿化面积达70%，便情不自禁的摘下口罩，高兴地和工人打招呼。父亲闻讯赶来，陪着主席参观了各车间。当主席看见到处挂着父亲提出的“文明生产”的标语时，连说了几个“好”。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刃具厂不仅是勤俭建厂的典范，同时也是文明生产的典范。

1964年全国开展学习解放军，中央成立了工交政治部，谷牧担任主任，上任后立即把父亲调到组织部当部长。父亲到任后不久，便患了肾癌，右肾癌细胞满视野，属于中期。而同时在北京医院住隔壁的末代皇帝溥仪患肾盂癌，肿瘤只有黄豆大小，属于初期。我们看到：一边是乐观豁达、决心战胜癌症为党再工作几年的父亲；一边是哭哭啼啼唉声叹气的溥仪。父亲与吴阶平密切配合，成功切除了肿瘤，多活了55年；而溥仪生怕破了元气拒绝手术，结果不到一年便去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父亲反对合作化（砍掉十万个合作社）和赞同彭德怀的万言书而被打成“三反分子”以及参与谷牧（谷牧姓刘）、刘炬、刘白涛（原铁道部副部长）“三刘反党集团”，被赶回老家劳改。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由于缺乏西南、西北地区的水文资料，严重影响了三线和国防建设。由于没有水文资料，某核基地要跑几百公里去拉水，而实际上脚下就是地下水库；1974年西北干旱，上千万头牲畜渴死，后来发现地下100米就是一条水量充足的暗河。周恩来为此十分着急，指示当时担任基建工程兵政委的谷牧副总理，立即将部队的三个师改编成水文部队，尽快查清西南、西北地区的水文资料。

谷牧副总理当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特别能吃苦”的我父亲。父亲临危受命再次穿上了军装。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问谷牧副总理，刘炬长期做地方工作，没打过仗，能直接当兵吗？谷牧听了哈哈大笑说，刘炬从参加工作就打仗，他的独立团消灭的日伪、国民党军队，可以和任何正规部队媲美。为了查清每一寸国土的水文资料，部队往往战斗在人迹罕见的地区，而父亲总是身先士卒，部队经常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有的战士给家里写信说：我没见过团长、师长却见过军长（指我父亲）。水文部队非常艰苦，出营房时树还没发芽，回营房时树叶已掉光，两头不见绿色；在野外出队时天未亮顶着星星，回队时已是深夜，两头见星星。由于各级领导都能深入第一线，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使水文部队成为和平时期全军立功受奖最多部队，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的表彰，被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部队”。经过指战员的努力，提前2年完成了水文普查任务。目前，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一带一路甚至建一座工厂、医院，都离不这份珍贵的水文资料。

部队提取水文资料需要打深井，先进的装备可以把地下一、两千公尺的水打上来，这是地方打井队办不到的。而一口深水井可以解决上千人的饮水和上万亩的土地灌溉，这在非常干旱的西北地区极为珍贵。然而，部队拿到水文资料后需要把管子拔出来转移到新地区继续打井，这口井便报废了。当地群众为了保住一口井，往往成千上万人集体下跪或抱着水管不放。因此，部队转移经常需要当地驻军配合。

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泪流满面，他动情的对干部、战士说：我是沂蒙山上下来的老八路，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以后这些老百姓的救命井一口都不许废。这时有人提醒父亲，丢失军队装备会犯严重错误，父亲在党委会上坚定的表示：“出了问题我个人负全责”。从此后，部队给地方留下了数千口深水井，解决了数百万人的饮水和上千万亩的土地灌溉。当时西北地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即：“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派来了打井队，不信你看：这支部队的车号就是“中”字（实际上是个“申”字”，只不过老乡少看了一横）。后来，西北许多地区凡是看到“申”字头的汽车（基建工程兵专用车号），往往一个村、一个乡甚至一个县在群众集中起来，杀猪宰羊夹道数里相迎。有些地方甚至不让战士下车，连人带车（北京吉普）一起抬进村。这些井被群众称为“救命井”、“八一井”。后有人向军委、国务院告状，说刘炬目无党纪国法私自将军用物资送给地方。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派调查组调查，调查中发现，所有留给地方的管子，几乎都是我父亲带头、广大干部战士捐款或由地方集资购买的，并没有花国家的钱。调查组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广大群众对党和军队的无限感激之情，调查组回京后不仅没给父亲处分，反而建议将我父亲由副军提为正军。后基建工程兵撤销，在地方政府和驻军的强烈要求下，水文部队改编成供水团，继续为军队、群众找水、打井，成为最受欢迎的一支部队。

父亲两袖清风，一生清廉，从不占国家的便宜。到四川本可保留工资，却主动自降工资一级。水文指挥部由他批地建设，不仅自己没有多占一寸房产，而且在部队撤销时，由于我住在家里，不准我向组织伸手要房（我在兵部为正营职干部本应分一套营职宿舍）。老家沂蒙山工业基础薄弱，一度发不出工资，我父亲动用一切关系为沂蒙山争取到数千万投资建了一座大型工厂。当时的厂长彭玉阶曾给我父亲当过警卫员，为了感谢我父亲，偷偷的给我买了一辆价值1500元的幸福摩托，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让我连夜送回了临沂。

敬爱的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基建工程兵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那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我们子子孙孙要永远铭记。

作者：刘向群 ；来源：基建工程兵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