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拜访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是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到“他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对于工作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1936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新的历史转机，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及其延安根据地得到了合法化的承认，毛泽东有更多的时间总结思考理论问题。1936年11月—1937年4月，毛主席反复阅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写了约一万两千字的批注。而这些批注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作了直接的准备。毛泽东正是因为军事路线上的正确，赢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战争的环境下，谁能生存坚持下来，谁能领导战争取得胜利，谁就具有领导地位合法性的基石。党的历史特别是根据地失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问题，证明了留苏派军事理论的破产，而军事理论的破产也直接动摇了他们所谓的政治理论。军事路线的背后是政治路线，也是理论问题。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遵义会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能有时间有精力系统地回答政治策略上的诸多问题。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完美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内有些人“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何人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呢？正是这些留苏学生。而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成为了毛主席对待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石。美雷蒙德·F·怀利在《毛主义的崛起》一书中称这次会议“是毛主席崛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扭转了局势，使留苏派陷入了被动状态。”1936年年底，党内在军事问题上有较大的争论，是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毛泽东在对十年内战军事斗争的经验作了认真总结，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关于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关系的阐述。“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任何理论的正确是要经过具体的、历史的进程所证明。因此，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军事斗争史，才能证明谁是正确的思想，谁是错误的思想。而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总结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明确指出这“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容回避的铁的事实。分析教条主义者军事路线的破产之后，毛主席从理论和实际上彻底否定主观主义的路线。明确指出：“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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