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参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共中央跟随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红军及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的主要指挥官。

今天说的，就跟这个会议纪要有关。

遵义会议是利用反围剿斗争的空隙召开的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会议前后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期间留下的文件少之又少。遵义会议目前最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这是遵义会议留下来的唯一正式书面文件，起草人公认为张闻天。之所以被认作是可信的遵义会议文献，原因在于这篇文献在1941年初被收录时，参加会议的历史人物都健在，且历时较近。

1941年年初，毛主席在延安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期间共收集了几百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关于遵义会议的就只有这份文献，当时毛主席称之为“遵义会议决议”，可见这份文献的重要性。

该《决议》被认作是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所作的具备历史性发言的基本思想的体现。当时毛主席所作的长篇发言稿并没有留下文字版本，但其基本思想在该《决议》中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得以充分提现，以至于后来中央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特地把该《决议》作为附录放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面，以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可看作毛泽东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明的战略主张。

但这份文献中只强调了军事问题，对于遵义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却没有谈及，而这份最重大的成果，即中共中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的选出了中央领导班子。同时也未对当时犯下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总结批评。

而且，从另外一份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6年2月8日）可以看出，该《大纲》比《决议》短，但内容差不多，其中还提到《决议》。所以《大纲》很大可能是在《决议》基础上成文的，且时间应早于1936年2月8日前。

由于前述《决议》只谈军事问题，导致对 “遵义会议”的研究有不同解读和理解各种不同解读与理解，也就出现了后来的各种关于遵义会议改选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同版本。

（待续）

备注：关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研究已经连载完成，以下是链接：

老晏说史—遵义会议的会议资料探究

老晏说史遵义会议的一些资料（二）

老晏说史之遵义会议资料探究（三）

老晏说史之遵义会议资料探究（四）

来源：“天生南太行”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