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主席东渡黄河，来到河北平山县。后来毛主席在城南庄的住地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就请毛主席搬到花山村。
花山村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离村子不远，还有一个温泉。毛主席对花山温泉颇感兴趣。5月20日中午，聂荣臻便让秘书范济生陪同毛主席一起去泡温泉。范济生性格活泼好动，健谈，和毛主席非常聊得来。他和毛主席聊天的时候，话题包罗万象，天南地北，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天，毛主席和一众卫士，以及范济生，全部泡在一个池子里，坦诚相见，无拘无束。范济生突然问了毛主席一个问题：“主席，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您说，我们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当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以后，红军主力仍然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蒋介石大规模调动兵马，准备以几十万大军对红军实施围剿。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继续进行内战非常不满，他还是惦记着日本侵略东北与华北之后的局面。最终，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断了蒋介石的内战计划，红军受到的重大压力也得到了缓解。毛主席回答范济生说，“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会发展起来，而且发展起来的情况不会比现在差太多。要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是诚心诚意要抗日的，我们完全可以和他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奉行的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手下的官兵是对他不满意了。日本侵略者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蒋介石再不和我们联合抗日，他失掉的地盘就会更多。那么他打内战所面临的情况就会更糟。”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有不少国民党方面的研究者认为，共产党最终能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就是因为西安事变，国民党没有把红军消灭掉。所以，这些人大多都在责怪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终让国民党走投无路。不过，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看，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要想从根本上消灭红军的做法也是难以为继的。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而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二者相距不到七个月的时候。蒋介石想要在这段时间完全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而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爱国官兵要求蒋介石投入全面抗日的战争之中。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是再想打内战，他就一定会遭到众叛亲离。而全国人民就会更加反对他。后来，蒋介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如果不抗日，那么共产党就一定会坚决抗日。而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如果这样的话，共产党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大的拥护。所以，我必须要领导抗日，才不会让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在当时，确实是相当一批国民党将领带领自己的部队，成建制地投降了日军，成为数量极大的伪军。这种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现象，只存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所以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国民党抗日是不坚决的，很多人是会投降日本人的。如果蒋介石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样的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威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蒋介石最终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除了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利用蒋介石来压制日本在东亚的势力扩张之外，也有蒋介石要通过联合抗日，要掌控全国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和领导权，进而压制共产党力量的扩大。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围和屠杀了近万名新四军官兵，在全国以及全世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几次反共高潮，都带来了拥护抗日的全国军民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蒋介石的抗日，从来都是三心二意。京剧《沙家浜》中有唱段中提到，“日蒋汪暗勾结早有来往”，并不只是戏中的唱词，而是实际上早就发生过的历史。日蒋汪的勾结，对蒋介石来说，就是要利用日伪力量来消灭新四军。电影《东进序曲》也揭示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当时，国民党高官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被戴笠派到南京汪伪政府做卧底。蒋介石与戴笠交给唐生明有三项任务。一是在上海运用与汪伪官员们的旧关系，掩护军统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二是在汪伪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以蒋介石的“宽大”政策拉拢策反汉奸，要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是能够体谅他们的，有些投敌是迫不得已，有些是没能及时撤退出来。能争取的都要争取过来，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的，则要坚决清除。三是要设法保全和壮大国民党在江南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打击限制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利用日伪的力量消灭新四军。唐生明后来被暴露了。他被捕后，就被送到了南京。但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本人接走了，接下来的事令唐大感意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河边正三宴请了他，总司令部都甲大佐对唐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明确说明他们知道唐的身份，但绝不会找他麻烦，相反却要保护他、支持他的工作，要他把与重庆联络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使之作为日本与重庆暗中联络的一条线。并说汪精卫与76号绝不敢为难他，河边正三也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到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并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致反共。”随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也会见了唐生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打着“反共”的旗号。这一方面确实也是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日本用这个旗号来拉拢蒋介石，以展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对蒋介石来说，抗日只是表面文章。现在有的影视作品，描写所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多是由于日军进攻，而国民党被迫防御。除了台儿庄战役，在李宗仁的指挥之下，这一仗打得还算是有声有色。而之后无论是在终南山，在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都不是国民党积极抗日来打的战役。特别是1944年，日本要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这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得到美国全面的武器装备，远不是抗战初期的状态了。但国民党在这场战役中，依然是望风而逃，没有展示出任何有效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已经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了大量的沦陷区。而蒋介石手下的国民党军队，何曾从侵略者手里夺回过一寸土地?因此，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是必然的。即使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而国民党的军队是既不游也不击。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的伪军又都重新回到了国军的序列。国民党这样做，就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抓到自己的手里，以便于日后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真正激怒了全国人民。所以，国民党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兵败如山倒，彻底走上了覆灭的结局。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咎由自取。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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