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克：雷锋杂志社总编辑，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少将军衔，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集中研究雷锋文化现象。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的题词。陶克深入了解并研究了毛主席题词全过程及其思想价值，他坚持学雷锋，传播雷锋事迹，研究和弘扬雷锋精神。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随即分别发出通知，组织在各个群体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由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很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的题词，最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并不是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而是早于它3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那么，“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什么能够成为在60年间始终激荡人心的号召？这短短7个字里藏着什么样的深意，对今天的学雷锋活动有着什么样的启示？记者为此专访了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克。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一事的源起，还要从雷锋牺牲时说起。1962年8月，雷锋牺牲后，他青春阳光的面容，他爱党爱国、助人为乐、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的事迹，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1962年10月，应辽宁省抚顺市多所中小学校的请求，“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地布置完成并对外开放。共青团抚顺市委随即发出关于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参观雷锋烈士展览的通知，这是全国第一份以学雷锋为主题的正式文件。1963年1月，辽宁省军区、共青团辽宁省委联合发出学习雷锋的通知。1963年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展开宣传和学习雷锋的活动。1963年2月15日，团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社立即行动起来，精心研究怎样才能做好这次宣传工作。作为半月刊的杂志，如何能够赶超宣传速度更快的报纸，后来居上，做出声势呢？杂志社立即召开编委会，展开热烈讨论。有人提出，可以发两期《中国青年》合刊，出版学习雷锋专辑。这个提议通过了，但要想在深度和声势上超越其他媒体，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时，思想修养组组长王江云提议：能否请毛主席题词？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但冷静之后，大家又犹豫了：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会同意吗？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认为毛主席非常关心青年工作，也许会同意，于是决定试试看。很快，编辑部将请求毛主席题词的信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并在此后的几天中三次催“文债”。2月18日，编辑部打电话询问情况，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答说，主席还没有表示。20日，又打电话问，回答是：“主席已经答应题词了。”这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保证出版时间，他们又打了第三个电话：“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2月26日，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题好。”两天之后，2月22日，编辑部收到了毛主席的题词，比“截稿日”提前了3天。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题词手迹。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期、第6期合刊出版，率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的手迹。从此，学雷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
从编辑部写信到毛主席题词，满打满算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毛主席是如何了解到雷锋的事迹呢？陶克认为，毛主席此前肯定已经知道雷锋，他重点讲了三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一张毛主席阅读《解放军画报》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62年7月，当时毛主席正在湖北武汉视察工作，在东湖宾馆中，他在一堆报纸杂志中挑出了1962年第6期的《解放军画报》，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这一期的《解放军画报》上恰好刊登了报道雷锋事迹的专题《五好战士与红领巾》。也就是说，这时毛主席就知道沈阳军区有个好战士叫雷锋。第二个细节是毛主席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谈话。1963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国内主流媒体陆续报道了雷锋的事迹，同时摘发了雷锋日记。毛主席在仔细阅读后，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第三个细节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推荐了雷锋这个好战士。在1963年初《人民日报》报道雷锋事迹后，当时的社长吴冷西曾接到邓颖超的电话，是周总理委托她打来的，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他的事迹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需要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周总理还说，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日记中的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好像在哪里看过，是不是雷锋说的？经过人民日报核实，这首诗是雷锋抄录的诗人姚筱舟的作品，这足以证明周总理对雷锋的关注。陶克说：“周总理与毛主席接触密切，很可能向毛主席介绍过雷锋。”毛主席曾经为多位英模人物题词，如白求恩、刘胡兰、张思德等等。他的每一次题词都大有深意。那么，毛主席为雷锋题词有何特别之处呢？陶克认为，一是题词对象的特殊性，雷锋是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之题词的第一位。新中国建设者中英雄模范人物众多，毛主席为什么选择为雷锋题词？与前辈和同时代的众多英模人物相比，雷锋是平凡的，但也正因这份普通与平凡使得他的事迹“人人可学，人人可为”。在毛主席题词之前，从抚顺开始，学雷锋活动已经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开展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因为人民选择了雷锋，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毛主席，顺应人民的心愿，选择了雷锋。选择雷锋的另一个理由，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1963年，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恶劣的国际形势，国内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度过。大敌当前，国家有难，帝国主义扬言“在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毛主席苦苦追寻破解之法，雷锋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长久的思索似乎有了答案：年轻的共和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上下一致、同心同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互敬互爱、助人为乐，这些品格在雷锋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二是题词内容的特殊性。毛主席之前为众多人物的题词，都对人物身上最鲜明的精神进行了准确提炼，比如为白求恩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张思德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为雷锋题词的风格与上述这些不同，是高度概括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底学什么、怎么学？题词中没说，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根据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忆：他曾经拟了“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等十来句话，供毛主席题词时参考。但是毛主席最后都没有采用，而是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大字。他对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松柏之茂，隆冬不衰。“在毛主席题词之后，不论是学雷锋号角的经久不衰，还是雷锋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都离不开对这个题词的无限想象。”陶克总结说。
（文：河南日报记者 张晓丽；来源：“河南日报”，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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