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军著名军事战略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离开我们即将一个月了。在此之际，军科战略研究部的老部长姚有志少将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深深的怀念和追思。现授权昆仑策研究院网媒首发，以飨读者。

深切怀念领进战略研究殿堂的恩师

——与李际均首长交往40年的4个片断

姚有志

李际均首长（以下简称首长）是我军的一位军政素质兼优出众，工作能力出类拔萃，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尤其是战略思维深刻敏锐，不可多得的高级将领，是当代我国军事学术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首长在军旅生涯70多年每一个履职岗位上，都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为国防和军队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我仅从与首长交往40年切身经历中，略谈几个片断。

一、最初的引领与指导

1981年，首长作为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主管学术调研和组织计划的负责人，提出组建“军事辩证法研究室”的建议被采纳，开始在全军范围内物色人选。当时我在步兵193师（聂帅题名的“红一师”）任宣传科长。曾经共过事已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两位老大哥——刘先廷和我的前任宣传科长杨家祺，联名向首长作了推荐。首长给我出了一道开卷考题：写一篇3-5千字的文章，谈谈对军事辩证法或军事哲学的认识。于是，我撰写了《军事与哲学三题》一文，从“军事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军事科学是辩证法的小宇宙”、“军事辩证法学科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三个方面，阐述了对军事辩证法的悟性认识。首长对我的答卷表示满意，把我列入选调对象。然而客观上因为首长调任24军71师师长，主观上因为我学历过低，没能进入“军事辩证法研究室”（后改称“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1983年底，我由65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任上，调到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工作。直到80年代后期，首长由38军军长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后，我被临时抽调到军委办公厅参与相关文件起草时，才与首长第一次谋面。首长当面对我的勉励、点拨的话虽然不多，但句句都有醍醐灌顶般彻悟之感。清楚记得首长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没有正确的学术。同样，没有唯物辩证科学战略思维驾驭的学术研究，就难以出管用的学术成品。

1992年底，首长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同时，另一位我敬佩的首长赵南起，由总后勤部部长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赵院长熟知首长的战略思维水平和学术组织才干，便全权委托首长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此时，我所在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正处裁撤中。经首长推荐、院党委研究，我被调到战略研究部第一研究室，半路出家进入战略研究的殿堂。

二、学术守正与创新两例

首长在主管全院军事科研工作的5年多时间里，管得最具体、精力投入最多的要数战略研究部。那几年战略部的现实课题和基础课题，大都是在首长提出、参与和具体指导下完成的。现实课题如海洋权益问题。首长在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时，就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曾力驳国家某部门所持不同意见，干了两件漂亮事：

一件是以钓鱼岛为焦点的东海斗争，由此前港澳台和大陆民众自发组织的民间“保钓行动”，转变为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行为。

另一件是谋划填补我军在南沙群岛的防卫空白——“3·14”海战。1988年的“3·14”海战，是我军20世纪的收官之战。此战之前，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岛屿被抢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共同开发”只有别的国家在开发，中海油集团在南海的开发被有关部门勒令撤回，同时除国民党军队驻守太平岛外，毫无我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存在。正是自“3·14”海战之后，组建了南沙防卫基地，我军在南沙群岛才逐步建立起稳固的防卫工程。

1993年初，我刚到战略研究部时，首长就着重提醒我说，近代以来，我国陆地领土丧失很多，海洋权益丧失更为惨重。陆地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空间，不可再失。海洋则是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老祖宗留下的坟头一个都不能丢！海洋权益研究的重点是东海和南海问题，迫在眉睫的是南海南沙问题。南海问题研究虽然暂未正式立项，但你们要注意形势跟踪。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1995年春，受时任战略研究部余起芬部长委派，我和刘红松、任向群两位研究员组成课题组，搭乘海军的补给舰，赴南沙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考察调研，撰写了《关于南海斗争现状与趋势》的报告。首长阅后明确指出：这是南海问题研究的初步成果，后续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无论南海问题还是东海钓鱼岛问题，都需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通贯中，从史、法、理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性研究；二是对策要具体不要抽象，南海斗争对策有两条不能变，即“不动声色地强化军事存在”，“把共同开发落实到中国参与和主导协作的共同开发”；三是要关注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动向。

基础课题如新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我军的首部《军语》，是刘伯承元帅于50年代主持编纂的。而首长则是在1982年版《军语》的基础上，于1993年启动的新《军语》的倡导者和担纲人。《军语》虽说是一部军事专用语辞书，但涉及到不少超出军界带有时代印记的学术问题。由于“和平积弊”、“盛世太平”、“商战蜂起”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始，军事学术界刮起一股淡化战争、回避“战争”一词，甚至躲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风潮。这股风潮波及到与战争相关的诸多词条，开始泛化为社会用语的“战略”一词首当其冲。“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这是我军《军语》统一规范使用的定义。然而就在首长主持编纂新版《军语》前后，我军从高等学府到各军（兵）种院校的战略课，多数把“战争全局”改称“军事斗争全局”。围绕学术上这一分歧，争论双方还在报刊上公开论战。针对这种现象，首长在主编新版《军语》和指导战略研究过程中，对“战争”、“战略”、“军事”、“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准备”、“和平时期”等等一系列概念，作逐一厘清和解析。其中印象深刻的观点至少有：

“军事”是行业用语，战争与和平的交织和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的最常态，战争比和平成熟的早，“战争”概念的含量比“军事”概念的含量更丰富；

“战略”在本质本源上是战争战略，长期以来是纯粹的军语。“战略”一词的泛化是近几年的事。为了与泛化后的上位战略和形形色色的旁类战略相区别，须前置“军事”二字；

“战争全局”是军事战略的内核，而“军事斗争全局”容易使这一内核趋于软化和模糊，“军事斗争全局”、“军事斗争准备”等提法，可以视作为避免“战争”、“战争准备”的刺激性而使用的宣传用语；

“战争全局”涵盖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战争与和平交织与共存的全时空、全过程，把军事战略区分为“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是不科学的；

“战略”含有全局统筹、前瞻谋划、对抗或竞争研判、以及重点重心把控等丰富意蕴，泛化为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各行业的通用语是个好现象，但绝不能用泛化为社会用语的军语来改造军语。军语要固本守正，在固本守正的前提下，根据战争和军事领域的演进与发展，求实创新。

正是在首长学术思想的引领下，1997年颁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与“战略”相关的若干词汇，都在固本守正原则基础上，具体贯彻了“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有广泛而深入的内容创新。同时，首长关于“战略”的学术思想，在1996年启动、2000年完成，以彭光谦研究员为第一主编的2001版《战略学》中，也得到比较好的阐释和展开。

三、仿在昨日的访美之行

1997年7月，以首长为团长的军事科学院代表团，率领时任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刘永祥、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姚云竹、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我一行，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短促突击、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访问行程安排极为密集，一周时间，共被邀走访了包括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陆军战争学院、五角大楼、陆军第1军、陆军25师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单位，地理空间上从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到西海岸的西雅图，再到太平洋腹地夏威夷。每到一个访问单位的演讲、会谈，还是座谈，我方发言几乎全部由首长包揽。而首长的讲话或长或短，总能吸引对方神情贯注，鼓掌或点头赞许。尤其是首长在陆军战争学院作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防御战略》的演讲，用凝炼、智慧加幽默诙谐的语言，宣传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军事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战斗历程，整场演讲赢得不下10次的热烈掌声。演讲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在50年代刚开始之际，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初级军官，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今天，我作为美国陆军的客人，在这里介绍中国的防御思想。把现在的世界同近半个世纪前的世界做个对比，大概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会同我一样，感受到历史的巨大力量。现在应当让冷战思维的残云随着冷战结束而消散。合作比对抗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在餐桌上瞄准比用枪炮在战场上瞄准好。”

这番话一讲完，听众席上300多名校级军官报以长时间热烈鼓掌。之后是提问环节，当主持人陆军战争学院院长奇尔科特少将宣布提问开始时，听众席上呼啦啦举起100多只手。主持人一看这场面，只能随意点兵。学员们陆续提出十多个问题，首长都一一做了令他们十分满意的回答。当主持人宣布，因会议超出的时间太长，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时，一位韩裔上校直接用汉语提问：“请问李将军，您认为军队指挥官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首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精通军事艺术，具有勇敢和献身精神！”话一落地，300多名校级军官全部起立，演讲在起起伏伏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访美7天，十几次的会谈、演讲、座谈，首长谈到的话题内容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特别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长指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在中国领土上殖民统治的时间最早也最长，沙俄帝国割占中国领土面积最大，日本是屠杀中国人民最多，掠夺中国财富最多的国家。比较起来，除3年的朝鲜战争外，中美两国倒没有太多的历史积怨。当前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只要中美双方都按“三个公报”精神办，问题就不难解决。对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双方，中国更担心的是日本。中美两国学者都清楚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年，真正威胁美国的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不肯反思的民族，至今不肯就其犯下的侵略战争罪行公开认罪，不肯向被侵略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公开道歉。日本殖民中国领土台湾50年，是“台独”的故乡和制造者。如果台湾独立，必然投入日本的怀抱。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到那时候，日本还能乖乖听美国的话吗？美国有学者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有防止和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这个作用是否能起到，我看要打个问号。

在场的美国军官听了首长这席话，有的点头，有的沉默，有的鼓掌。记得有位军官站起来挥手大声说：“日本，不值得信任！”

首长的访美之行，在美国上层和陆军部队中，刮起一股“李际均将军旋风”。随后出笼的关于阻止李际均式的人才上到军队更高层的“老鼠计划”，就源于首长的这次访美行程。

回国之后，首长在亲自撰写访美总结报告时，与刘永祥部长和我就访美的收获进行了深度交流。刘部长和我共同认为，访美印象最深、震撼最大的是美国军队上上下下那种强烈的战备意识，浓郁的战争氛围，鲜明的作战主题，和“为战争、为战争准备而努力”（美陆军战争学院的训词）的行为准则。首长不无忧虑地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一点上，我军比美军差得远啊！不改革怎么行呢？”

四、为军队改革殚精竭虑

从1997年访美归来，到2014年下半年，首长在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的十几年间（其间我任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顾问），数次与我回忆起访美之行，交谈过找回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的精气神，以及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战争需求牵引军队改革的话题。首长忧心忡忡地说：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敢于同强手作战并取得胜利，是军队荣誉的最高境界。我军就是登上这一最高境界满载历史荣誉的胜利之师！但是从我军现实存在的种种弊端看，总有一种我军会丧失这一历史荣誉的恐惧感！1998年，即将到全国政协任职的军事科学院老院长赵南起首长，专门给我交待了一项任务：征求李际均首长关于军队改革的想法，加上你的认识和理解，起草一篇关于军队改革重要性必要性的内参汇报稿。我按照赵院长的意图，综合首长的思想观点，写了一篇《以作战需求为牵引深化军队改革》的内参汇报稿交给了赵院长。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要求，毅然决然启动了我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塑性改革。2014年重塑性改革处于论证阶段，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奉命专访李际均首长，征询首长对军改的战略性意见，并要求写成较为翔实的文字稿。当时首长身体状况欠佳，且正忙于新版《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事宜，便把写文字稿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综合首长的思想观点，遵照习近平主席关于问题导向的原则，撰写了《军队改革应着力解决的五个战略性问题》的内参件。展开的五个战略性问题的标题引文是：

正视我军二元结构并存迹象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回归和强化“军权贵一”的一元化武装力量体制；

正视我军领导和管理职能膨胀，作战指挥职能式微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建立起平战一体、职责清晰、运转流畅、精干高效、适应打赢现代战争需求的作战指挥体系；

正视我军价值导向出现的严重偏差，切实通过改革回归和强化重作战、重基层、重一线的价值导向体系；

正视我军军魂犹在，却时常“魂不附体”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唤回军魂、重铸军魂，大力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正视我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渐行渐远、若即若离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恢复和弘扬“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军歌精神。

稿子经首长字斟句酌认真审读、修改与校正后，交给了有关部门。

首长的逝世，是我国军事学术界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然而，首长留下的战略思维科学遗产，则为新一代战略学研究者构筑起坚实的前进出发阵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