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概念是孟子提出的。所谓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所谓人爵，就是高级的官职。平头百姓把当官的叫做大人，就是承认这类人的身份要比自己高贵。但是这个高贵是人为的，是少数当权者意志的产物，所以叫人爵。与此相反，有德者在社会上享有的崇高声望，则不是靠上级下文任命，而是在百姓中自然形成的，所以叫天爵。简而言之，百姓的心碑是天爵，官家的纱帽是人爵。

那么，天爵与人爵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应当放到不同的时代中去考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章句上》）这就是说：在古代，天爵与人爵是统一的，只要品德修养得好，虽然无意于做官，堂皇的官冕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在你头上；在今天，天爵与人爵是分裂的，人们修养品德仅仅是为了制造一块敲门砖，用它去敲开爵禄之门；一旦敲开这个门，便要丢开这块砖。看得出，孟子是天爵与人爵的统一论者。不管对这位老夫子如何评价，我们毕竟还得承认他的这个干部理论的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就在于，所谓天爵中包含着民本观念。说白了就是，看一个人的品德怎样，不能不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怎样。当然，孟子不是格瓦拉主义者。他不否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别，只是反对把这个差别无限制地拉大，反对“劳心者”成为不顾百姓死活的独夫民贼。在他看来，领导可以爱财，但是也要让百姓富足，而不能一人独吞；领导可以修建游乐场所，但是要“与民偕乐”，而不能“独乐”；领导可以喜欢流行歌曲，但是要“与众乐乐”，而不能“与少乐乐”，更不能“独乐乐”；领导可以好色，但是要“与百姓同之”，而不能搞得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由这样的观念出发，他认为，一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坐视“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一个纵容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穷苦百姓粮食的领导也不是好领导，而对于不好的领导，百姓们则不妨给点儿颜色看看。邹国在与鲁国的冲突中，有33个官吏丧生，而百姓则“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说起这件事，邹穆公很是恼火，孟子却说：“活该!谁叫你和你的下属平日残忍地对待百姓呢!你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你。这回，你的百姓算是找着报复的机会了。”正因为天爵中包含着这样的观念，所以百姓们肯定欢迎修得天爵的人上台，而不喜欢只有人爵的人当道。

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百姓的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难就难在人爵的分配权不掌握在百姓手里，难就难在掌管人爵分配权的人有私欲而无监督。倘若那是个顾及百姓又能对私欲有所节制的人(如周公旦)，他就会留意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倘若那是个虽私欲膨胀但又对百姓有所顾及的人(如武则天)，她就会既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又选用缺少天爵的小人(各有各的用处)；倘若那是个私欲膨胀又昏天黑地的人，他就会只管人爵而不管天爵(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不管上边怎样选用，百姓都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碰到好一些的呢，算你走运；碰到坏的呢，活该你倒霉。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选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趋之前之欲试之，因此上演出一场场一幕幕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热闹非凡的官场活剧。孟子就曾蔑视地指出，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发财(人爵)的行径，能不让他的妻妾引为羞耻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见的。至于孟子以后，这种无耻更是日益扩大与深化。陪球、陪棋、陪票友的，治曲学、写谀文、建生祠的，吮痈、尝尿、做干儿的，送春药、献房术、充当男妓的……最为卑鄙的当是送上自己的老婆或女儿。北齐的“弄臣”徐之才回家，恰巧撞上朝霸和士开正在强暴其妻，于是急慌慌回避，一边走一边向和士开道歉说：“妨少年戏笑，妨少年戏笑……”结果以妻子的耻辱换回了宰相与西阳郡王两顶桂冠。在这样一种昏暗的天地中，即使是修得天爵的正派人，为了寻求报国之门，有时也不得不曲道应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唐诗一万首》[上]第43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诗圣杜甫壮年时代的痛苦!由此看来，在官场登龙术中，“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路数还不能说是最坏。即使那个天爵是敲门砖罢，你毕竟还得摸一摸这块砖；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你毕竟还得挂上这个羊头。然则上述种种，却是连那样的砖或羊头都不要的。

现代心理学有补偿的动力一说。小人在极端扭曲自我之后，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扩张自我。这些心理变态分子一旦上台，在聚敛、施威、纵欲等方面的疯狂，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结果是百姓倍加遭殃。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爵在人爵中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权生命力的尺度。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占据优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健康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处于劣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已经微乎其微，这个政权的丧钟便已经敲响。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是蔡京、王黻、朱勔、高俅四大奸臣和童贯、梁师成、李彦三大宦官。其中，蔡京、王黻初始还算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之类，其余五位则从钻营的第一天起，便走在旁门左道上。像宗泽那样修得天爵的正派人已经极少，而且靠边站。于是，生灵涂炭、民怨鼎沸，便有宋江、方腊等揭竿而起。这个政权尽管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不久即被国外敌对势力颠覆。宋徽宗这位喜欢吹拉弹唱的“风流天子”，也被从李师师的被窝里拉出，成了北国冰冷囚室的“昏德公”。

孟老夫子早就警告：“弃其天爵”，“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但是，听的人有多少呢？

（作者：文从周；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