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弢，号弢翁、老弢，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周馥曾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其父周学海曾中进士，其四叔周学熙曾两任民国财政总长，被誉为北方工业的奠基人。作为周家第三代领军人物，周叔弢从事工商业多年，成为北方的民族工商业代表，为我国北方实业发展、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维护民族工商业权利作出了贡献。

稳健有为的经营之道

周叔弢少时读了十年私塾，勤奋好学、涉猎广泛，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并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走出书斋后，即担任了企业管理人员职位。1919年，他随周学熙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负责监督厂务；1925年，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开始主持厂务，1928年又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还先后担任过滦州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等职。周叔弢谦虚谨慎、办事认真、严于律己、勇于任事，展现出过人的经营管理才干，其经营之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善于用人、任人唯贤。周叔弢坚持“劳于求贤，逸于用人”的方针，对厂内生产经营并非事事过问，而是依靠各方面的负责人，让他们放手去做，与之开诚相待、关系融洽。在唐山纱厂，他倚重精通业务的副经理劳笃文；在天津纱厂，重用留美工程师桂季恒；在启新洋灰公司，放权给副经理姒南笙。他坚持从德、才两方面考虑人选，裁去能力和人品不合格的，而保留有工作能力又作风公正的。

其次，尊重技术、培养人才。周叔弢深知办好工业，必须重视技术，信任科技人员。在唐山纱厂，他高薪聘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袁敬庄为技师兼工务股长；建布厂时聘请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有多年经验的洪挹之为副技师兼管布厂。在启新洋灰公司，竭力访求有科技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人才，为企业发展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

最后，优化管理、完善制度。周叔弢认为，管理企业应有一套规章制度，必须以基本经营方针为根据，依靠完善的职能班子去推行。在唐山纱厂，他改革了管理制度，废除艺徒制、童工制，采用培训、考试等方法，提高了工厂的管理水平；改进生产设备，如添加了喷雾设备、改进车间照明，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还精简管理机构，将全部非生产人员压缩到职工总数的5%，减少了非生产性开支，降低了成本。

“化私为公”的爱国之举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入侵冀东地区，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经济侵略，以“不合作即不能保证工厂安全”相威胁，要求以“收购”或“入股”形式吞并唐山和天津的华新纱厂。周叔弢先是不予理睬，继而与之展开周旋斗争，以求保住民族企业。但随着日本侵略不断加深，1936年，日商强迫以低价收购了华新在天津和唐山的工厂，周叔弢不畏强暴，坚决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不图私利，愤然离职，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辞职后，周叔弢以变卖收藏的古籍字画度日，正如他所说“唯求洁身自好而已”。这段惨痛的经历也让他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保障，民族工业是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的。

抗战胜利后，周叔弢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认清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统治的本质，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赏。天津解放前夕，他和李烛尘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稳定工商业者情绪、迎接天津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抗美援朝期间，周叔弢带领企业向国家捐献了3架飞机和11门高射炮，展现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片赤诚之心。

除了实业家之外，周叔弢还是著名的古籍文物收藏家。他不以藏书、藏品为一己之物，而视之为“天下公物”。1942年，他在自编善本书目时写道：“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1951年，在向国家捐赠《永乐大典》一册时写道：“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新中国成立后，他数次将自己用一生心血所藏的宋元明清善本古籍计4万余册和珍贵文物1200余件全部献给国家，为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化私为公，造福后人”的高风亮节，永远为世人所景仰。在面对国家褒奖和世人赞赏时，他却表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因此“感到无限欢快”。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新中国成立前，周叔弢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一定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深化，坚定了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52年，身为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的周叔弢就提出过公私合营的建议，但当时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周叔弢决定要在公私合营中起带头作用，推动启新于1954年完成公私合营。周叔弢任合营后的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作了公私合营的表率，在全国工商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周叔弢、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人物在人民大会堂座谈，共同商议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宴请大家吃火锅，被称为“五老火锅宴”，成为我国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1981年，周叔弢撰文《热爱祖国，热爱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文章写道：“在我大半生经营纺织和水泥工业的过程中，对所谓‘实业救国’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局限也逐步有了深切体验。实践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救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还号召工商界同仁认清大好形势，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

1983年12月，周叔弢写下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书法条幅，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这幅字也成为他一生的绝笔。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走完了93年的光辉一生。他在遗嘱中写道，将一万元存款和一万五千元国库券“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展现了这位爱国老人“化私为公”的崇高境界和高尚情操。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1月6日第7版

作者：吴耀明；来源： 学习时报微信号